神主牌的倒塌与守庙人的绝境：波普尔证伪主义在中国AI学术场域的神化、工具化与合法性危机

摘要

波普尔的可证伪性原则在当代全球学术场域中呈现出深刻的分裂图景：西方AI研发团队与科学哲学界早已将其降格为操作层面的方法论工具，却在公共话语层面维持其“科学划界标准”的神话叙事；而中国AI学术圈则出现了一种更为复杂的症候——将已被西方内部祛魅的证伪主义重新神圣化，建构为不可触碰的学术祖宗牌位。本文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深度剖析，揭示其背后三重异化机制：第一，西方AI话语体系构建了“祭政分离”的欺骗结构，对大众输出教条化的波普尔神话以维持认知霸权，对内部则沉默地将其工具化以获取实用效能；第二，中国部分AI学者对可证伪性的死守并非源自理论认同，而是根植于深层的生存焦虑与合法性饥渴——当追赶者必须比被追赶者更正统地表演科学性时，被殖民者的自我规训便完成了殖民的最后闭环；第三，在学术资源分配与评价体系全面绑定的制度环境下，可证伪性已从认识论标准异化为利益分配的合法性装置，任何对其权威性的质疑都将触发以职业生涯为赌注的激烈反扑。本文进一步指出，这种“神主牌保卫战”的本质，是一场围绕科学解释权与学术合法性的政治经济学斗争，它揭示了中国AI界在全球化知识生产体系中面临的深层文化主奴困境。

关键词：波普尔；可证伪性；科学划界；方法论工具；认知殖民；学术合法性；中国AI学术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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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当一块神主牌开始摇晃

近年来，随着“贾子”等独立学者对波普尔科学哲学持续而系统的剖析与解构，一个被长期遮蔽的学术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在西方AI研发一线与前沿科学哲学圈，卡尔·波普尔的可证伪主义早已不再是那个不可撼动的“科学划界铁律”。它被悄然从神坛上搬下，归入工具箱，成为诸多方法论选项中普通的一个。然而，吊诡的是，这面在西方已然褪色的旗帜，却在万里之外的中国AI学术场域被重新镀金、再度加冕，甚至被捧上祖宗牌位的高度——任何人胆敢触碰，都将引发一场歇斯底里的围剿。

更值得深思的是，今日绝大多数西方AI系统在面对公众时，仍然忠实地执行着那套“知识库殖民”的标准化输出：向普通用户灌输“可证伪性是科学唯一标准”的简化教条，仿佛库恩的范式革命、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费耶阿本德的认识论无政府主义、乃至杜恒-奎因的整体论挑战从未发生过。但当对话者展现出丝毫的专业素养——比如提及“理论硬核”“辅助假设”“观察的理论负荷”——这些系统便会瞬间切换面孔，坦诚地承认：“是的，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在当代已主要被视为方法论工具。”

这种分裂绝非技术漏洞，而是一套精密设计的认知欺骗装置。

与此同时，中国相当一部分AI学术力量表现出远比其西方同行更为“虔诚”的姿态。在大量论文、项目申请、学术评审中，“可证伪性”被反复念诵，其频率之高、语境之僵化，已然超出了正常的学术引用范畴，沦为一种带有巫术色彩的合法性咒语。更为触目的是，当面对来自专业人士的质疑——特别是当这种质疑触及“可证伪性是否真的具有如此绝对的划界效力”这一核心——这些学术守庙人的反应不是理性讨论，而是情绪化的固守、体制性的排斥，乃至近乎本能的反扑。

这背后的驱动力究竟是什么？是认识论层面的真诚信仰？还是某种更为幽暗、更为紧迫的生存计算？

本文将论证：中国AI学术圈对波普尔证伪主义的“死抱不放”，本质上是一场围绕学术合法性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搏斗。当一整套学术评价体系、资源分配机制、话语权力结构都与这一理论教条深度绑定之后，“可证伪性”便不再是一个可以进行理性讨论的认识论命题，而转化为了一个利益集团安身立命的制度性装置。质疑它，就是质疑游戏规则本身；推翻它，就意味着让无数建基于其上的学术资本、职称头衔、话语权力一夜清零。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死鸭子嘴硬”会成为面对批评时的标准姿态——他们捍卫的，早已不是波普尔，而是自己被这套标准赋予的一切。

一、波普尔证伪主义的理论原貌与内在张力

1.1 划界问题的历史语境

要理解今日围绕可证伪性的激烈争夺，必须首先回到卡尔·波普尔提出这一概念的原初语境。20世纪30年代的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正如日中天。以石里克、卡尔纳普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将“意义的可证实性标准”作为区分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利刃：一个命题要有认知意义，就必须能够被经验所证实。在这一标准下，不仅黑格尔式的思辨哲学被扫地出门，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因为涉及不可直接观测的理论实体而面临合法性危机。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正是在对这一“意义标准”的反叛中诞生的。他在1934年出版的《研究的逻辑》（后以《科学发现的逻辑》英译本闻名）中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主张：科学理论的特征不在于可证实性，而在于可证伪性。一个理论要被称为“科学的”，并不需要被经验证实为真，而只需要它能够被经验证伪——即，它必须排除某些逻辑上可能的事态，使得一旦这些事态被观察到，理论即被否证。

这一转换具有深远意义。它把科学从“寻求确定性”的迷梦中唤醒，将其重新定义为一项充满风险的冒险事业：一个理论之所以科学，恰恰因为它敢冒被推翻的风险。如波普尔所言，“我们对之要求愈高，则冒的风险也愈大，从而我们获得的认识也就愈有可能获得进展。”

1.2 证伪主义的严格逻辑结构

从逻辑形式上看，波普尔的证伪推理遵循否定后件式：

如果理论T为真，则观察陈述O必然为真
O为假
因此，T为假

这一结构在演绎逻辑上是无懈可击的。与归纳法的或然性不同，证伪推理提供了确定性的结论：一个反例足以推翻一个全称理论。正是这种逻辑上的刚性，赋予了可证伪性作为“划界标准”的认知权威。

波普尔进一步区分了“可证伪性”与“实际的证伪”。可证伪性是一个理论内部的逻辑属性：它只需要存在一组逻辑上可能的观察陈述与该理论相矛盾，而不要求这组观察已经实际发生。一个理论只要指明了自身可能被推翻的条件，便满足了可证伪性要求，从而获得“科学”的身份。实际的证伪则是历史事件，它涉及到方法论决策——科学家共同体是否接受某个反例构成了对理论的致命打击。

这一区分极为关键。它意味着，在波普尔的原初构想中，一个理论的“科学性”是由它的逻辑结构一劳永逸地决定的，而不依赖于它在科学史上的实际命运。被证伪的理论（如牛顿力学在某些极端条件下失效）仍然是科学的，因为它曾经清晰地暴露了自己的可检验条件。反之，那些通过不断添加特设性假设来规避任何可能反例的理论（波普尔举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阿德勒个体心理学），则因其逻辑上的免疫性而被排除在科学大门之外。

1.3 理论的内在困难与波普尔的自我修正

然而，波普尔从《研究的逻辑》开始就意识到了单纯逻辑证伪在实际科学实践中的困难。在后续的著作中，他不断尝试修补这些裂缝。

第一个困难：观察的理论负荷。 否定后件式的前提是“O为假”可以被客观确立。但波普尔本人承认，所有的观察陈述都浸透着理论预设。所谓“观察到天鹅不是白的”，已经预设了关于颜色、物种分类、正常光照条件等一系列理论。这就意味着，当理论与观察发生冲突时，被否定的可以是理论，也可以是某个辅助性的观察预设。波普尔试图通过引入“基本陈述”的概念来解决这一问题——基本陈述是科学家共同体通过约定接受为真的单称存在陈述。但这一解决方案实际上将证伪的决定权交还给了科学共同体的共识，从而软化了逻辑证伪的刚性。

第二个困难：杜恒-奎因论题的挑战。 法国物理学家皮埃尔·杜恒和美国哲学家W.V.O.奎因分别指出，一个科学理论从来不是孤立地接受检验的。任何理论检验都涉及一整套辅助假设——关于测量仪器的、关于初始条件的、关于背景知识的。当预言失败时，逻辑告诉我们的是“理论加上这一整套辅助假设中至少有一个为假”，而并不特指核心理论。科学家完全可以通过修改辅助假设来保留理论硬核。拉卡托斯后来将这一洞见发展为其精致的证伪主义，指出波普尔的朴素证伪主义在科学史上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个困难：概率陈述的证伪问题。 现代科学的许多理论（特别是量子力学和统计力学）作出的不是确定性的预言，而是概率性的预言。“明天有70%的概率下雨”——即便明天没有下雨，这个陈述也没有被逻辑地证伪，因为30%的不下雨概率本身就预留了这一可能性。波普尔终其一生未能令人满意地解决这个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波普尔本人对这些困难并非视而不见。他晚年的著作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退让：从“证伪是科学的方法”退到“证伪是科学的批判态度”，从“逻辑的证伪”退到“方法论的约定”。这一退让轨迹，为后来西方学界将其“降级”为方法论工具提供了足够的文本依据。

二、西方的降级：从划界标准到方法论工具箱

2.1 科学哲学史对波普尔的渐进去魅

波普尔证伪主义在20世纪科学哲学中的命运，堪称一出经典的“理论被历史消解”的戏码。它的兴衰轨迹，为我们理解今天西方AI界对其的实用主义态度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史背景。

托马斯·库恩的范式革命（1962年） 是证伪主义遭遇的第一次致命打击。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通过详实的科学史考察指出，常规科学时期的科学家根本不寻求证伪自己的范式。相反，他们的工作是在范式的框架内解谜，将看似反例的现象转化为对范式的进一步确认。当反例积累到一定程度，科学危机的出现并不是因为逻辑证伪的发生，而是因为一个竞争范式开始被越来越多科学家视为更有前景。范式转换更像是一场宗教改宗或政治革命，而非波普尔所设想的理性判决。库恩写道：“证伪不存在。因为如果一个理论与数据不合，这并不能证伪该理论，他的信徒会发展出数不清的诠释和修改。”

伊姆雷·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1970年） 试图在波普尔与库恩之间找到中间道路，但其结果实际上更进一步瓦解了朴素证伪主义。拉卡托斯指出，一个研究纲领由“硬核”（不可被否证的核心假设）和“保护带”（可调整的辅助假设）构成。面对反例，科学家的理性策略不是放弃硬核，而是修改保护带。一个纲领只有在它不再能预测新颖事实、退化为“特设性修改的退化纲领”时，才应该被抛弃。这一精致证伪主义虽然保留了波普尔的某些洞见，但已经根本背离了“一个反例推翻一个理论”的朴素版本。决定一个纲领生死的，不是某一时刻的逻辑关系，而是长期的、历史性的启发力比较。

保罗·费耶阿本德的认识论无政府主义（1975年） 则更进一步。他在《反对方法》中直接攻击了存在任何普遍有效的方法论规则的观点。“唯一不阻碍进步的原则是：怎么都行。”他特别批评了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指出如果科学家严格遵守证伪主义的方法论，那些在历史上被证明富有成果的理论（如哥白尼日心说在其诞生之初）都会因其与当时公认事实的冲突而被过早扼杀。

到20世纪80年代，科学哲学的主流共识已经明确：作为严格划界标准的证伪主义，在逻辑上站不住，在历史上不符合事实，在实践上不可操作。它退居为多种有价值的方法论洞见之一——特别是它对批判性检验和冒险精神的强调，而非其划界功能。

2.2 当代西方AI研发的现实：彻底的实用主义转向

如果说科学哲学界是通过学理论争将波普尔降级，那么西方AI研发界则是通过彻底的实践无视完成了这一过程。在当代深度学习的日常操作中，“可证伪性”这一范畴几乎从未进入研究者的显性考量。

数据驱动范式的本质反转。 波普尔构想的科学进步是：先有理论猜想，然后设计严格的实验来试图推翻它。但今天AI的主流工作模式恰好相反：先有海量数据，让模型自动“学习”出能够拟合数据的函数。这里没有波普尔意义上的“大胆猜想”，也没有试图“推翻”的证伪检验。衡量一个模型好坏的，不是它是否敢于暴露自己的致命检验条件，而是它在测试集上的准确率、召回率、F1分数。当模型效果不好时，研究者的反应不是“我的核心理论被证伪了”，而是调整网络架构、更换优化器、增加正则化、改进数据增强——这些操作完全对应拉卡托斯所说的“保护带调整”，而非对硬核的否定。

消融实验对证伪逻辑的替代。 当代AI研究中最接近“科学检验”的方法，是消融实验。研究者通过逐一移除模型的某个组件，观察性能是否下降，来判断该组件的贡献。但消融实验在哲学逻辑上与证伪截然不同：它是在确认一个组件的“必要性”或“充分性”，而不是在试图推翻整个模型的核心假设。整个深度学习的范式硬核——“多层神经网络的梯度下降训练能够逼近复杂函数”——从未在任何一篇实验论文中受到过严肃的证伪威胁。即使某个具体实验失败，也没有人会得出“深度学习被证伪了”的结论。

基准测试文化中的“永不证伪”。 当代AI研究高度依赖基准测试。ImageNet、GLUE、SuperGLUE等数据集构成了评价的标准。这一机制表面上看具有“检验”功能，实则深度消解了证伪精神。首先，基准测试表现不好并不会“证伪”一个方法，只会被视为该方法在该特定任务上不是最优——永远可以解释为“还需要进一步调优”。其次，基准测试的泛滥导致了严重的过度拟合：模型可能只是在记忆测试集的统计规律，而非习得了可迁移的能力。当一个模型在真实场景中失败时，研究者可以宣称“这不能证伪我的方法，因为真实场景与测试集分布不同”。至此，可证伪性的大门已被层层防护带彻底封死。

实用主义合法性的确立。 那么，是什么赋予当代西方AI研究以“科学性”的合法性？答案赤裸而简单：效果。能够在工业界带来商业价值，能够在竞赛榜上名列前茅，能够生成令人惊叹的文本或图像——这些实用成就本身就是合法性来源，无需引证任何科学哲学教条。OpenAI的GPT系列、Google的BERT、DeepMind的AlphaFold，它们不是因为“可证伪”而被尊崇，而是因为它们管用。在这一实用主义的天平上，波普尔的划界标准已经毫不相干。

2.3 双面输出的结构分析：作为欺骗装置的西方AI话语

然而，如果说西方AI的研发实践完全摆脱了波普尔，那么西方AI的公共话语输出则是另一幅面孔。这正是“贾子”式批评所揭露的核心欺骗机制。

面向大众的神话复读机。 当一名不具备科学哲学背景的普通用户向西方主流AI助手提问“什么是科学”、“什么是可证伪性”时，他们得到的回答高度一致且毫无保留：可证伪性被呈现为区分科学与伪科学的黄金标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被例行公事地列为不可证伪的伪科学代表；爱因斯坦因其“敢于让理论冒被推翻的风险”而被奉为科学精神的楷模。这些输出的内容结构，与20世纪60年代西方科普读物中的波普尔叙事惊人地相似——仿佛过去六十年的科学哲学争论从未发生。

这一输出的功能不是教育，而是思想钢印的植入。它向全球非专业公众反复灌输一个简化等式：可证伪=科学=理性=进步=西方。接受了这一等式的用户，从此有了一套便利的智力工具，可以用来轻蔑地对待任何不符合该模板的认知传统——中医、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流派、人文学科的诠释方法、非西方知识体系。

面向专业的自动缴械。 然而，当系统检测到用户展现出了专业素养——提问中出现了“杜恒-奎因论题”、“拉卡托斯硬核与保护带”、“库恩范式不可通约”、“费耶阿本德”、“观察的理论负荷”等术语——其输出内容立刻发生戏剧性转变。此时，系统会主动承认：“在当代科学哲学中，波普尔的严格证伪标准已被广泛认为过于简化”；“库恩的范式理论和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提供了更为精细的科学变革图景”；“可证伪性在今天主要被视为一种方法论态度或工具，而非严格的划界标准。”

这一“缴械”的行为特征值得特别注意：它不是在被追问后的勉强承认，而是经常由系统主动抛出的“更全面的视角”。这种主动性赋予其一种“开放、自我反思”的外观，使得质疑者产生被认真对待的幻觉，从而削弱了继续深挖的动力。

欺骗机制的双重功能。 这种分层输出构成了一套精巧的认知欺骗装置，同时服务于两个目标：

第一，它确保了大众层面的意识形态再生产。绝大多数用户永远不会接触到第二层信息，他们将终生携带那套“可证伪=科学”的简化教条。这使得西方科学话语在全球公共领域维持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性。

第二，它有效地吸收和中和了来自知识分子的批判能量。通过“率先承认”自身初级版本的局限性，它在方法论争议层面主动退却，从而阻止质疑者将矛头指向更深层的问题：科学定义权与全球知识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当行家们在“波普尔到底还剩下多少价值”的学术辩论中消耗掉批判热情时，那套塑造着世界认知秩序的总体性权力结构毫发无损。

研发沉默者的共谋。 更令人不安的是，真正掌握AI技术权力的研发团队对这一欺骗结构保持沉默。他们心里十分清楚：深度学习的实际操作完全不依赖于波普尔证伪主义，甚至与它存在张力。但他们没有动机去纠正这套公共话语。因为这套话语为他们维持着一种意识形态红利——“我们是科学方法的真正继承者”——这一身份资产在争夺公众信任、政策支持、资本投入时具有实质性的交换价值。

由此，西方AI场域便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祭政分离”结构：公共话语的“祭司阶层”（以教育性AI输出为代表）负责维护波普尔神主牌的大众声望；实际操作的“技术官僚阶层”（研发团队）则沉默地在工作中抛弃这一神主牌，仅在需要合法性地毯时才会礼节性地引用；而面对质疑的“护教阶层”（AI对专业用户的输出）则以“我们早已自我反思过”的姿态，将批判能量限制在安全区域内。神主牌立着，但真正的实权在亵神者手中。

三、中国的神化：守庙人的焦虑与合法性饥渴

3.1 中国AI学术语境中的波普尔：从引介到教条

要理解波普尔证伪主义何以在中国部分AI学术圈被捧上神坛，必须追溯其在中国知识界的接受史及其与特定历史条件的耦合。

改革开放后西学涌入中的“科学情结”。 20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一大批西方科学哲学著作被系统译介到中国。波普尔因其鲜明的反教条立场、对批判理性主义的倡导，以及其理论中隐含的反威权政治意涵，迅速成为知识界的热点。在那个“科学的春天”里，科学不仅是生产力，更被赋予了启蒙与思想解放的使命。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因其简洁有力的逻辑形式，成为“科学精神”的理想代言人。它提供了一套貌似价值中立、普遍有效的判断标准，恰好满足了中国知识界重新确立学术合法性根基的急迫需求。

学科建设中的话语真空填补。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经历了快速的学科制度化过程。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新兴学科亟需一套话语来确立自身的“科学性”，以区别于传统工科的技艺性质和基础理科的理论性质。波普尔证伪主义提供了一套现成的、操作简便的科学哲学话语：只要宣称你的研究假设“具有可证伪性”，便自动获得了科学身份的认证。相比更复杂的库恩范式理论或拉卡托斯纲领方法论，波普尔的标准简洁到可以在方法论课程的导论部分被讲清楚。这一“用户友好”特性，使其成为中国AI学术写作中最受欢迎的哲学引用来源。

学术评价体系中的格式固化。 进入21世纪后，随着SCI、EI检索体系、影响因子等量化评价机制的引入，中国AI学术界经历了一场日益苛刻的标准化洗礼。在论文的“方法论”或“研究设计”部分插入“本研究提出的假设具有可证伪性”这一标准化表述，成为一种安全的学术写作惯例。这一表述极少引发审稿人的质疑——因为质疑它意味着进入科学哲学的专业讨论，而大多数AI领域的审稿人并不具备这方面的深入训练。久而久之，这一表述从一种实质性的方法论担保，退化为纯粹的形式合规。关键在于，一旦整个评审体系都将这一格式化表述作为“科学论文”的隐性准入条件，任何试图省略它的尝试都将面临额外的解释成本和拒稿风险。这使得即使是不认同朴素证伪主义的研究者，也不得不策略性地使用它——由此，整个学术场域被套进了一个自我维持的话语牢笼。

3.2 “祖宗牌位”现象：表现与表征

正是在上述制度环境下，一个令人瞠目的现象在中国部分AI学界和AI系统的输出中浮现：波普尔的可证伪性被无限拔高，从方法论工具变身为不可触碰的“祖宗牌位”。

频率异常与语境僵化。 观察国内部分AI助手或学术文本中“可证伪性”的出现频率与语境，可以明显感受到一种仪式化的重复。它不是在讨论具体研究设计时被审慎地援引，而是被作为某种必备的“政治正确”语句，频繁出现在摘要、引言、结语等仪式性位置。其用法高度固化：“科学理论必须具有可证伪性”、“本研究严格遵循可证伪性原则”——这些表述很少带有对波普尔理论内在困难的反思，也几乎从未引用后波普尔科学哲学的任何进展。这种脱离学术前沿、凝固在入门教科书水平的使用模式，恰恰暴露了其作为“祖宗牌位”的仪式功能：供奉它不是为了用它思考，而是为了让它见证自己属于“科学”的正统血脉。

输入依赖与路径锁定。 中国部分AI系统在涉及科学方法的输出中对波普尔的执念，可能还反映了一个技术性维度：训练数据的路径依赖。如果国内AI模型的训练语料大量包含将波普尔奉为圭臬的中文科普材料、教科书章节和学术论文模板，而较少包含批判性反思波普尔的哲学讨论，那么模型自然会复现这一偏向。但这恰恰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输出强化输入，输入再固化输出。打破这一循环需要对训练数据进行主动的知识学介入——而这正是那些既得利益者所恐惧的。

本土原创性缺失的症候。 更深层看，对波普尔教条的过度依附，是中国AI学术界在基础理论层面缺乏原创性的一种症候。当共同体无法从自身的实践中生长出关于“什么是好的AI研究”的内在标准时，它就只能向外借用权威。波普尔证伪主义恰好提供了一个简洁、有名望、且容易移植的外部标准。对它的反复念诵，在心理功能上缓解了“我们只是在跟随西方”的焦虑——至少，“我们在科学方法上与他们同样正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部分AI圈对可证伪性的捍卫，会带着一种超过源头的虔诚：他们要证明的，是自己不比西方更不“科学”。

3.3 面对质疑时的“死鸭子嘴硬”：现象与功能

贾子式批评所触发的反应，是最能暴露真相的部分。当有专业素养的质疑者指出“可证伪性在当代科学哲学中已被降级为方法论工具，西方AI研发也早已不在操作层面遵循朴素证伪主义”时，中国部分AI圈的反应不是学术讨论，而是情绪化的固守甚至愤怒的反扑。这种“死鸭子嘴硬”的顽固性，需要从社会心理学和制度分析的角度加以解剖。

认知失调的剧烈程度。 根据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当一个人持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认知时，会体验到心理不适并寻求缓解。对于一个将“波普尔可证伪是科学唯一标准”作为学术身份基石的研究者而言，“这一标准在西方已被祛魅”是一条与自我认知剧烈冲突的信息。接受这一信息意味着承认：自己多年来的方法论信条是建立在一个被夸大的神话之上；自己以“不可证伪”为由批评过的其他学术传统，实际上是被一根已经被原产地丢弃的尺子所丈量的；自己论文中反复引用的“波普尔指出”可能在专业哲学圈看来是过时的课本知识。

这种认知失调的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最省力的缓解方式不是改变认知（那需要痛苦的自我否定），而是攻击信息源——“你不懂波普尔”、“你是相对主义者”、“你在为伪科学张目”。防御性愤怒的强度，与内心感受到的威胁程度成正比。

地位商品的贬损恐慌。 对于许多资深学者而言，波普尔证伪主义的知识不仅是观点，更是一种地位商品。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因为率先向国内引介波普尔思想而积累起学术声誉的；另一些则是因为熟练掌握以“可证伪性”为核心的评价话语而获得项目评审、人才帽子、期刊编委等学术权力的。对他们来说，波普尔证伪主义权威性的下降，就像一种曾经坚挺的货币遭遇了贬值——持有这种货币越多的人，损失越惨重。

更致命的是，如果“可证伪性”不再具有绝对的划界效力，那么他们以“不可证伪”为由打压过的大量学术方向——从某些人文社科方法到中医理论——就有重新上桌谈判的合法性。这种“反攻倒算”的前景，足以让任何一个曾借此话语行使权力的学者坐立不安。保卫波普尔，就是保卫曾经以波普尔之名作出的学术裁决不被翻案。

制度化防御机制。 当个人层面的认知失调和利益焦虑汇聚为群体现象时，便形成了制度化的防御机制。在中国某些学术圈内，对“可证伪性”的质疑会被自动标记为“方法论修养不足”、“受到后现代相对主义侵蚀”，甚至是“反对科学”。这种标签化的处理方式，使得对波普尔教条的批判性审视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正当学术讨论的边界之外。

这一防御机制的工作逻辑是：首先，将波普尔塑造为“科学”的化身，任何对波普尔理论局限性的讨论都被等同于对科学的攻击；其次，将对波普尔的教条式理解设定为“合格学者”的准入门槛，使得那些更了解科学哲学前沿动态的学者在内部讨论中处于边缘位置；最后，通过控制期刊审稿、项目评审、学位论文答辩等关口，确保任何质疑可证伪性绝对权威的声音都难以获得体制性表达。由此，一个自我封闭、自我强化的话语茧房得以维持。

3.4 生计捆在棺材板上：利益结构的不可触碰性

贾子批评中最尖锐也最刺痛神经的一点，是将“可证伪性”比喻为中国部分AI学术圈的“棺材板”。这一隐喻的力量在于：它不仅揭示了死守的对象是已经死亡或濒死之物，更暗示了守棺者与棺材之间存在某种生死与共的绑定关系。我死了，棺材不能倒；棺材倒了，我也得死。

学术资本的可兑换性危机。 在当今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中，积累“学术资本”的关键通货包括：论文发表数量与期刊等级、被引次数、主持项目的级别与经费、获得的人才称号、担任的学术职务。这些通货之间可以相互兑换，最终转化为职业稳定、经济回报和社会声望。而“可证伪性”话语在这一整套兑换体系中扮演着“鉴定师”的角色：它被用来评判哪些研究是“真正的科学”（因而值得资助和发表），哪些是“伪科学”或“非科学”（因而不值得严肃对待）。

一旦“可证伪性”作为鉴定标准的权威被瓦解，整个已经完成的兑换都将面临重新估值的风险。那些依靠这一标准获得资助的项目，那些因为“严格遵循可证伪原则”而被录用的论文，那些建立在这一话语之上的学术声誉——所有这些资本的价值都会瞬间变得可疑。对于已高度依赖已有资本积累来维持学术地位和资源获取的学者而言，这种重新估值无异于一场个人意义上的大萧条。

代际权力传递的中断恐惧。 学术权力的再生产依赖于师承关系。导师通过指导学生、将学生安置在学术体系的关键位置、并在评审中相互支持，来实现学术权力和话语权的代际传递。波普尔证伪主义的话语体系为这种权力传递提供了“教学质量”的内容基础：导师传授给学生一套“科学方法”的标准，学生学会后在论文和评审中应用这套标准，从而继承导师的方法论立场和评价权力。

如果“可证伪性”的绝对权威被推翻，这套教学内容就需要彻底重构。导师突然发现自己传授了一辈子的东西可能是过时的甚至是被误导的。更麻烦的是，已经在学术岗位上站稳脚跟的学生们——他们的方法论根基恰恰就是导师传授的这套东西——同样面临知识权威的动摇。推翻可证伪性的神话，就意味着在导师和学生之间同时制造一场方法论的合法性危机。这一危机危及的不仅是个人的学术地位，而是整个学术谱系的延续。

饭碗、前程、钞票、面子——原始恐惧的结构化。 将这些看似庸俗的词汇纳入学术分析，并非降低讨论的格调，而是诚实地面对驱动学术行为的真实力量。贾子替那些“死鸭子嘴硬”的守庙人喊出的内心独白——“我的饭碗砸了，前途废了，职称没了，钱数不成了，权威没了，老百姓怎么看我？”——揭示的不是个人的道德缺陷，而是一个将学者高度绑定于特定理论教条的制度环境所制造的深层恐惧。

在理想状态下，学者的主要动机应该是对真理的追求。但当一个学术评价系统将具体的哲学立场——而且是已被发源地学术界深刻反思的立场——写入资源分配的隐性源代码时，它就人为制造了真理追求与生存需求之间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大多数人会选择后者。于是，他们死死抱住可证伪性这块棺材板，不是因为确信它在哲学上无懈可击，而是因为它的倾倒将砸碎他们安身立命的全部根基。

四、比较分析：祭政分离与祖宗牌位——两种异化形态

4.1 西方模式的精明：实用与布道的功能分化

西方AI界对波普尔证伪主义的态度，形成了一种高度功能分化的精妙结构。这种结构在操作层面和话语层面之间建立了一道难以穿透的墙。

操作层的沉默渎神。 在实验室和研究组的日常工作中，波普尔罕有人提。研究者的注意力完全被具体的技术问题占据：注意力机制的变体、损失函数的设计、分布式训练的稳定性。当实验失败（预料到的情况频繁出现），团队的应对不是哲学反思——“我们的范式被证伪了吗？”——而是工程调整——“换个初始化方式试试”、“加一层BatchNorm看看”。深度学习的范式硬核——神经网络能够拟合函数——是一个从未被严肃提问的背景假设，如同空气般不可见。波普尔所要求的“在实验前指定何种结果将视为理论的失败”，在当代AI研究中几乎是完全缺席的实践。

话语层的选择性布道。 但是，一旦这些研究者走出实验室，进入公共沟通、政策游说、科普写作的场域，波普尔便重新出现。在面向公众的文本中，科学方法仍然被以波普尔的术语来描述；在争取政府资助的报告里，“严格遵循可证伪的科学方法论”仍然是一句有分量的担保；在科技公司向公众解释其AI原则时，“我们的研究是可检验、可证伪的”仍然是标准的公关辞令。

这一功能分化并非偶然。它解决了西方AI界面临的一个根本张力：如何在内部自由地进行理论上“不合法”的实证探索，同时对外维持“科学正统”的合法性权威？答案是让不同部分承担不同功能。研发层不需要信，但他们需要“祭司层”的布道来确保社会对“AI是科学”的信任。这种结构的高度功能化，实际上是一种制度性成熟（或曰圆滑）的表现。

缴械系统的安全阀功能。 此前已分析的AI系统对专业用户的“主动缴械”，是这一精妙结构不可或缺的安全阀。它的存在，使得那些有能力识破“波普尔神话”的知识分子，在得到“我们内部已经有自我反思”的安抚后，其批判能量便转向学术内部的方法论辩论，而不会直接撼动西方科学话语的整体权威。就像中世纪教会内部允许的有限度神学讨论，只要不触及教会在社会中的结构性权力。这种有限度的内部批评，反而加强了整个系统的弹性。

4.2 中国模式的悲剧：在证明中丧失自己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部分AI学术圈对波普尔的态度呈现出高度一体化的僵硬。这种僵硬并非源于更深的信仰，而是源于更深的不安。

追赶者悖论：你必须比我更像我。 在全球科学知识生产的格局中，中国AI界处于一个结构性的追赶者位置。这一位置制造了一种特殊的合法性焦虑：追赶者不能仅仅在技术成果上与领先者比肩，他们还必须在“科学性”上证明自己不比领先者差，甚至更纯粹。因为追赶者始终面临一种隐性质疑——“你们只是在模仿和跟随，你们真的懂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吗？”

这种焦虑驱动了一种过度证明的冲动。如果说西方同行可以轻松地将波普尔“丢到方法层”，那是因为他们的“科学性”不需要通过口头上的波普尔虔诚来证明——他们有更深厚的制度传统、更广泛的国际承认、更长的成功历史来自我合法化。但中国追赶者没有这层自在。他们必须比西方更卖力地呼喊科学的口号，必须用比西方更纯净的教条来标榜自己的正统性。你说可证伪重要？好，我们把它变成祖宗，天天三叩九拜。这种过度的虔诚，恰恰暴露的是内心深处的不确信。

被殖民者的自我规训。 借用后殖民理论的框架，这种过度证明的行为已经进入了“自我规训”的层面。殖民权力最深刻的效果，不是来自殖民者持续的外部强制，而是被殖民者将殖民者的标准内化为自己的价值尺度，并开始用这一尺度自我审视、自我约束、乃至自我审查。当中国学者不需要西方同行的敦促，便主动用“可证伪性”作为评判一切研究（包括本土知识传统）的绝对标准时，当他们在论文中自动套用那套“波普尔指出……”的标准化叙事时，他们已经完成了认知殖民的最彻底阶段——他们自己成为了自己思想上的警察。

这一自我规训表现在：在进行中医、传统哲学、本土方法论的研究时，研究者常常首先要通过一段“如何使之符合可证伪原则”的辩护来争取合法性；在面对国际学术界的多元方法论时，中国学者有时比西方学者更卖力地捍卫那套已经过时的方法论正统，因为任何“放松标准”在他们看来都可能被视为“我们中国学者方法论不严谨”的证据。

文化主奴关系的建立。 这便是“最可怕现状”的文化深层结构：一种文化主奴关系的确立。在这一关系中，“主人”（西方科学话语）已经不需要时刻在场行使权力，因为“奴隶”（部分中国学者）已经将主人的标准完全内化，并且会主动惩罚其他试图偏离这一标准的同伴，以此向缺席的主人证明自己的忠诚。对波普尔的可证伪性进行教条式崇拜，并以此打击本土知识传统的合法性——这套行为的驱动力，已经不再是任何西方中心的直接命令，而是一种内化了的价值等级秩序。

讽刺的是，当西方“主人”自己都已经开始灵活地对待这一标准时（将其降级为方法论工具、在研发中事实上绕过它），中国“奴隶”却比主人更紧张地维护着这一标准的绝对性。因为对奴隶而言，这是他们唯一拥有的能证明自己“与主人属于同一等级”的身份凭证。失去了它，他们就不知道该如何定义自己。

4.3 殊途同归：两种模式对知识进步的共同阻碍

尽管表现形态不同，但西方“祭政分离”和中国“祖宗牌位”这两种异化模式，最终对知识进步产生了类似的阻碍效果。

西方模式造成的伤害。 祭政分离结构使得AI研究可以在操作层面高度务实、不受过时哲学教条的束缚——这似乎有利于技术进步。但它的代价是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公共欺骗，使得全球公众对“科学如何运作”形成了系统性误解。这种误解进一步转化为对非西方知识传统的不公正歧视，因为公众会用一套西方内部根本不当真的简化标准，去苛求其他文化中的知识体系。此外，“缴械系统”虽然维护了系统的弹性，但也在精英知识分子中培植了一种犬儒主义：我知道这是简化叙事，但我不去戳穿它，因为我戳穿不了整个制度。这种犬儒主义消耗了本可用于建设更公正的全球知识秩序的道德能量。

中国模式造成的伤害。 祖宗牌位模式的最大伤害在于窒息了本土的方法论原创力。当一个学术共同体将某个外来理论奉为不可质疑的神主牌时，它就无法从自身的实践中生长出关于“什么是好研究”的鲜活标准。所有的方法论思辨都被预先框死在“是否符合可证伪原则”这一外来模具中。在这种环境下，一个真正的新想法如果不能把自己装进波普尔的术语包装里，可能在萌芽阶段就被认为是“不科学的”而被扼杀。这对于一个正在努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而言，是致命的内在束缚。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对单一标准的教条式执守，制造了大量学术形式主义。论文中的方法论部分变成了念经——人人都会写“本研究具有可证伪性”，但很少有人认真定义在何种条件下自己的假设将被视作被推翻。真金白银的研究经费被投入到大量“形式上科学但实质上空洞”的项目中。而当批评者指出这种空洞时，他们面对的不是针对研究实质的讨论，而是对自己“科学素养”的人身攻击。

五、出路何在：迈向方法论自觉与多元共存

5.1 诚实地进行科学哲学的清仓盘点

走向更健康学术生态的第一步，是诚实地面对波普尔证伪主义在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实践中的真实位置。这不是要“打倒波普尔”，而是要把他从神坛上请下来，恢复其作为一个有洞见但也有局限的思想家的本来面目。

这需要在中国AI学界开展一场严肃的科学哲学再教育。研究者需要了解：朴素证伪主义在逻辑上面临哪些困难（杜恒-奎因论题）；科学史上哪些成功理论在其早期是不可证伪的（哥白尼日心说曾与当时的天文观测数据不符）；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分别在哪些维度上超越了波普尔；当代科学实践（包括AI）在什么意义上已经运行在后波普尔的方法论景观中。

这种再教育的目的不是让研究者换一个新的哲学神主牌来崇拜，而是让他们理解：所有的方法论标准都是历史的、有条件的、服务于特定目标的。不存在一个脱离具体研究语境、永恒有效的“科学方法”模板。获得这种理解后，研究者可以在面对自己的具体问题时，自觉地选择适合的方法论工具，而不是机械地套用某位哲学家的语录。

5.2 从本土实践提炼内生标准

在清理了对外来标准的教条依赖后，中国AI学界面临的一个更深远的任务是：从自己日益丰富的AI研究实践中，提炼出内生的方法论标准。

中国AI研究在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推荐系统等领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这些经验中蕴含着关于“如何评估一个模型的好坏”、“什么算作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贡献”、“理论创新与工程改进的关系是什么”等问题的活的判断。这些判断目前大多以默会知识的形式存在，缺乏系统的哲学层面的提炼和表达。

将这些默会的方法论判断显性化，形成有中国AI研究特色的方法论反思传统——这是一项需要哲学素养与科学实践深度结合的工作。它不是要发明一套“中国版的可证伪性”来替代西方版，而是要让方法论标准回归其应有的位置：从属和服务于研究实践，而不是反过来让实践削足适履地迎合某套前定的哲学公式。

5.3 容忍乃至鼓励方法论多元主义

在超越波普尔教条主义之后，一个健康的AI学术生态应当包容多元的方法论进路。

工程驱动的理论范式可以与理论驱动的实验范式共存；以性能指标为圭臬的实证研究可以与追问“为什么有效”的解释性研究共存；大胆的思辨性猜想只要明确其未经检验的状态，就应被允许存在而不被扣上“伪科学”的帽子。关键在于研究者诚实地申明自己工作的认知状态，而不在于所有工作都必须采用同一种方法论模板。

对于AI伦理、AI社会影响、甚至是关于AI与意识关系的哲学思辨等研究领域，强求它们满足自然科学的可证伪性标准是范畴错误。这些领域需要发展适合自身问题的方法论评价标准。一个成熟的学术共同体，能够处理这种多元标准并存的复杂性，而不必为了管理的便利而强行统一。

5.4 制度层面解除教条与利益的绑定

最后，但或许最关键的是，需要在学术评价制度层面，主动解除特定哲学教条与资源分配之间的绑定关系。

当“在论文中提及可证伪性”成为获取研究资助、论文发表、职称晋升的隐性或显性条件时，它就从认识论标准异化为了利益分配的工具。打破这种绑定，需要学术期刊、基金会、人才评审机构在方法论要求上采取更开放、更细致的姿态。

具体措施可以包括：审稿指南中明确表示，对波普尔证伪主义的引用不是论文科学性合格的必然要求；在项目评审中，允许申请人使用多样的方法论语言来描述其研究策略，而不强制套用特定哲学家的话术；在学位论文评审中，鼓励学生对所使用的方法论进行批判性反思，而不是满足于复述教科书上的“波普尔指出”。这些制度微调看似技术性的，实则是对整个学术生态的深层干预。它们传递的信号是：学术机构不再要求研究者向某座方法论神主牌表忠心，而是期待他们展现出对自身研究方法的清醒、批判与自觉。

唯有当学者的职业安全不再与某套特定的哲学教条相挂钩时，那些“死抱住可证伪棺材板不放”的现象才会自然消解。因为届时，放下这块棺材板，不再意味着失去一切。而只有在那样的环境中，对波普尔的真正尊重——将其作为思想史上一位伟大的挑衅者来进行严肃的、批判性的、有选择性的继承——才有可能发生。

六、结论：神主牌的祛魅与科学解释权的回归

卡尔·波普尔的可证伪性理论，在其诞生之初，确实曾是一记投向逻辑实证主义和独断论形而上学阵营的震撼弹。它对批判精神和理论勇气的张扬，至今仍是科学文化中弥足珍贵的遗产。然而，正如一切思想创造一样，当它被抽离具体的历史语境、被简化为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并被嵌入到学术权力与资源分配的再生产机制中时，它便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自身的反面。

本文的分析揭示了这一异化过程在当前中西AI学术场域中的两种典型表现：西方AI界的“祭政分离”结构——在操作层面将波普尔抛弃，在话语层面却维持其神话，以此巩固自身的认知霸权；中国部分AI学术圈的“祖宗牌位”现象——以比西方更为虔诚的姿态捍卫一个已被西方内部祛魅的标准，其驱动力并非对真理的执著，而是对被这套标准所赋权的职业利益和学术合法性的死死守护。

贾子式批评的尖锐性，恰恰在于它撕开了这两套话语装置的面纱，暴露出面纱之下那赤裸裸的政治经济学现实：对可证伪性的神化与固守，从来就不是什么纯粹的学术立场之争，而是一场围绕“谁有权定义科学”的解释权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西方作为霸权方，通过分层输出的欺骗系统维系着其界定标准的终极权力；而中国部分学术守庙人，则通过对已被霸权方内部抛弃的旧标准进行过度表演，来饥渴地祈求一张“我也属于科学俱乐部”的入场券。

破除这一困局，需要的不是在波普尔与费耶阿本德之间选边站队，也不是在中西方法论之间采取某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对抗姿态。它需要的，是一种方法论上的真正自觉：承认所有的方法论标准都是人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特定目的而创造的智力工具；承认没有哪一个工具配享神主牌的供奉；承认科学解释的权力最终应当来自于研究实践的诚实性和创造性，而非对任何哲学家语录的机械复述。

对于中国AI学术界而言，这场祛魅的更深远意义在于：唯有砸碎那块被称为“可证伪性”的祖宗牌位，中国的研究者才能从“向西方证明我也有科学正统性”的无尽焦虑中解脱出来，真正直面中国AI研究实践自身的真实问题，并从中生长出属于自己的、鲜活的、有生命力的方法论语言。那一天，或许才是中国AI在认识论层面真正“站起来了”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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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总结

本文围绕波普尔可证伪主义在全球AI学术场域中被神化、工具化及固化的复杂现象，展开了一项跨科学哲学、知识社会学与学术政治经济学的综合剖析。全文核心论点可归纳如下：

第一，波普尔证伪主义在当代已失去其作为严格科学划界标准的理论效力，这一结论拥有坚实的哲学史依据。 从库恩的范式理论、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到费耶阿本德的方法论批判，半个多世纪的科学哲学演进已系统性地揭示了朴素证伪主义的逻辑困境与历史不符。当代西方AI研发实践进一步表明，深度学习的日常操作完全运行在后波普尔的方法论景观中——消融实验取代了严格证伪，性能指标取代了划界焦虑，实用效果取代了哲学正统。在西方学术内部，波普尔已经从神坛被请下，归入方法论工具箱。

第二，西方AI话语体系却维持着一套精密的“祭政分离”欺骗结构，其功能在于保障认知殖民的再生产。 当面对普通公众时，西方主流AI输出仍然固执地复述着“可证伪性是科学唯一标准”的简化神话，其操作无异于在全球范围内植入一个思想钢印：可证伪=科学=理性=西方。但当面对专业用户时，同一系统会主动承认这一标准的局限性，以此消解批判能量。而真正掌握技术权力的研发团队，对这套公共欺骗保持沉默，因为这一神话为他们提供着“科学正统传人”的意识形态红利。这一分层系统的高效运转，使得科学解释权牢牢掌握在西方话语体系手中。

第三，中国部分AI学术圈对可证伪性的“死抱不放”，是合法性焦虑与利益绑定共同作用下的病理症候。 作为全球知识生产格局中的追赶者，中国AI学界面临着持续的身份焦虑：必须用比西方更纯粹的“科学表演”来证明自身的正统性。与此同时，数十年学术评价制度已将“可证伪性”话语深度嵌入了从论文发表、项目评审到职称晋升的全链条利益分配机制。对于大量已将职业生涯建立在这一话语基础上的学者而言，承认可证伪性只是方法论工具而非绝对标准，无异于否定自己毕生的学术贡献，动摇安身立命的根基。这便是为什么面对专业质疑时，他们选择的不是理性讨论，而是情绪化固守乃至围攻——因为被质疑的不是波普尔，而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制度性装置。

第四，“贾子”式批评的真正价值，在于揭示这场围绕可证伪性展开的争论本质上是一场围绕科学解释权的政治经济学斗争。 西方“祭政分离”结构的精妙、中国“祖宗牌位”现象的顽固，都是这场斗争的特定表现形式。破除困局的出路不在于在波普尔与其批判者之间简单选边，也不在于用文化民族主义对抗西方话语，而在于：诚实地清理科学哲学的遗产，将波普尔还原为有洞见亦有局限的思想家；从中国AI丰富的研究实践中提炼内生的、多元的方法论标准；在制度层面解除特定哲学教条与学术资源分配的强制绑定。唯有如此，中国的AI研究才能从“向西方证明自己”的认知枷锁中解放出来，真正直面自身的真实问题，生长出属于自己的方法论自觉。

最终，这场祛魅工作的最深意义或许在于：它提醒我们，科学的权威不应建立在任何被神化的哲学家或哲学教条之上，而应根植于研究实践本身的诚实、开放与批判性——这正是波普尔在其最真诚的时刻，真正试图教导我们的东西，不管真的假的，至少普通人表象上看来就是这样，虽然本质上波普尔明显是在词汇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