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工作，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不工作。” 

“企业需要的不是人，企业需要的是生产力。” 

“市场需要你扛50斤，你只能扛20斤，就只能被淘汰。”

今年，高校毕业生规模仍处于高位。

与此同时，AI正在进入教育、求职、招聘和企业管理。它不再只是替人写几段文字，而是开始修改简历、模拟面试、匹配岗位、完成投递，甚至直接替代一部分员工。

当企业真正需要的是生产力，而不一定是人，年轻人还应该怎样规划职业？努力是否仍然能够换来回报？如果有一天，人类真的不再需要工作，我们又靠什么证明自己的价值？

本期《未来代码》，袁方对谈张瑞。

从高校就业压力、AI求职产品，谈到公司三分之一员工被替代；从有人为了保住工作故意让AI“变笨”，谈到硅基生命是否会成为另一种文明。

这不是一场关于AI工具的讨论。

它讨论的是，

当“工作”这件事发生改变，我们熟悉的人生秩序还能不能继续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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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就业最困难的时刻，可能还没有到来

谈话从一个越来越难以回避的数字开始。

今年参加高考的人数超过1400万，高校毕业生也达到相当大的规模。袁方此前在高校巡讲时发现，学校里的老师比任何时候都更担心学生就业。

学生就业率关系到学校考核，招生竞争也变得更加激烈。

他问张瑞：“就业压力真的已经这么大了吗？还是只是我们感受到的焦虑被放大了？”

张瑞的回答很直接：

“实际情况可能比大家感受到的还要强烈一点。”

在一线和准一线城市，就业压力还可能被繁荣的城市表象遮住。越往四五线城市走，问题越明显。

他讲了一个颇具画面感的现象：一些招聘会上，辅导员抱着整个学院学生的简历去寻找岗位。

“这些老师担心的，可能已经不只是学生会不会失业，而是自己会不会失业。”

更值得警惕的是，毕业生规模可能仍未到达顶点。

张瑞判断，按照人口周期推算，高校毕业生数量可能在2038年前后继续走高。而在这段时间里，AI和机器人也在同步发展。

一边是更多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另一边是企业尝试用技术减少对人的依赖。

这两股力量正在正面相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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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白领岗位，正在被AI重新定义

袁方问：“白领岗位为什么会减少？除了企业数量和规模变化，AI有没有替代作用？”

“AI肯定有替代。”

张瑞认为，游戏设计、教育以及大量标准化的办公室工作，都可能较早受到影响。

袁方对此深有感触。

“老师的教案是AI做的，学生的作业也是AI做的。两边都在用AI，学校最后好像只剩下颁证。”

过去，人们相信学历和证书能够证明一个人掌握了某种能力。但当知识获取、内容生产乃至考试准备都能由AI完成，证书和真实能力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越来越松动。

AI带来的问题并不只是“少了几个岗位”。

它正在逼迫社会重新回答：什么才算真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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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AI这么热，为什么普通人没赚到钱？

在大众叙事里，AI是一轮巨大的时代红利。

但袁方提出一个反常识的问题：AI发展到今天，究竟让多少普通人真正获得了利益？

目前最直接受益的，往往是芯片、存储、光模块、算力和基础设施领域。少数平台、工具公司和培训业务，也曾经获得阶段性红利。

但对于多数普通人来说，AI首先带来的可能只是便利，以及更加激烈的竞争。

“做芯片、存储、大模型、基础设施，这些事情跟大部分普通人没有太大关系。”

袁方以短视频平台为例。大量创作者持续贡献内容和注意力，但真正能够稳定赚钱的账号只是少数。

张瑞将这种现象概括为一种不断扩大的分层：

一端是人工智能、硬科技、航空航天等产业持续上升；另一端是普通消费、传统行业和大众就业承受压力。

技术的价值在增长，但价值并不会自动平均分配给每一个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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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地球还需要80亿人工作吗？

当讨论从就业继续向前推演，问题开始变得更加激进。

如果AI和具身智能能够真正释放生产力，未来是否还需要所有人参与生产？

张瑞提出了一个极端假设：

如果少数生产者和机器创造的财富，已经足够养活全球人口，那么其余的人不工作，未必意味着他们没有从技术进步中受益。

袁方随即追问：“那就业怎么办？”

张瑞回答：“不需要就业。”

他接着说：“你去问一个公司里的人，他们真的喜欢工作吗？其实很多人不喜欢。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工作，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不工作。”

这句话听上去充满悖论，却揭示了现代工作的真实逻辑。

多数人工作，不是因为劳动本身具有不可替代的吸引力，而是为了获得收入、安全感和未来不再工作的可能。

如果技术能够绕过劳动，直接提供这些结果，“就业”本身是否还有必要？

真正困难的问题也随之出现：

如果一个人不再需要通过工作获得收入，他又将通过什么获得身份、尊严和人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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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年轻人不是焦虑，而是焦虑之后的无奈

袁方把讨论重新拉回眼前。

面对即将毕业的学生，现在究竟能给出什么建议？

张瑞接触过大量求职者。他观察到，大多数学生都处于一种持续的“半焦虑”状态。

他们来自普通家庭，仍然需要为生存、工作和未来奋斗。但这种情绪有时已经不只是焦虑。

“这已经不是焦虑能够解决的问题，也不是愤怒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在焦虑和愤怒之后的无奈。”

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时，人们普遍相信努力能够换来回报。只要读书、工作、积累经验，个人就有较大概率向上流动。

但在机会收缩、竞争加剧的环境中，努力和回报之间不再呈现稳定关系。

“原来做成一件事可能有50%的胜率，现在如果变成10%或者5%，焦虑和对稳定的追求就会全部上来。”

张瑞认为，年轻人首先需要接受一个并不温柔的现实：

努力仍然重要，但努力并不保证成功。

第二个需要放弃的，是“一份工作安稳三四十年”的想象。

无论考公务员、进入国企，还是进入大厂，没有任何选择能够彻底隔绝技术、组织和经济环境的变化。

未来的安全感，不再来自找到一个永远安全的位置，而来自持续适应变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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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企业需要的不是人，而是生产力

张瑞最早从事求职和职业规划服务。

这个行业长期依赖大量人工：老师需要了解学生的学校、专业、学历和目标，再依靠个人经验提供职业规划、简历修改和面试辅导。

它高度非标准化，也很难形成规模化复利。

张瑞形容这种重运营模式，像“在沙滩上建别墅”。

随着大模型能力提升，他们开始将市场、销售和交付流程产品化，随后开发求职场景中的AI Agent。

从职业规划、简历修改，到模拟面试、题库、答疑和岗位投递，越来越多环节被放进同一个对话入口。

“以前我是回答用户的问题，现在可以直接帮他干活。”

但当团队继续向企业招聘端推进时，他发现了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

“企业需要的其实不是人，企业需要的是生产力。”

过去，人是企业获得生产力的主要方式，因此企业需要招聘、简历和面试。

但如果AI能够直接完成工作，具身机器人也能够进入现实生产环境，企业是否还需要保持原来的招聘规模？

个人是否还需要不断制作简历、投递岗位，再通过面试证明自己？

这不只是招聘工具升级，而是招聘存在的基础正在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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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简历正在变成一把生锈的钥匙

在张瑞看来，简历本身已经逐渐失去原有的证明力。

简历曾经是一把钥匙，帮助求职者打开企业的大门。但当包装、夸大甚至造假的门槛不断降低，这把钥匙开始生锈。

AI让简历变得更精致，也让企业更难判断哪些内容真正属于候选人。

袁方说，现在招人有时像“开盲盒”。

张瑞认为，未来招聘可能不再只依赖一页简历，而是建立更完整的职业与能力画像。

公开的项目经历、职业轨迹、作品、社交关系和行为信息，可能被AI整理成一张动态能力图谱。

企业看到的将不只是“做过什么”，还包括候选人的协作方式、兴趣、稳定性、表达能力与真实产出。

这套机制可能降低信任成本，也会带来隐私和权力边界的新问题。

当AI越来越了解一个人，它是在帮助企业看见真实的人，还是把人变成一个被彻底分析的数据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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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公司引入AI后，三分之一员工被替代

谈到公司自身的AI化程度，张瑞没有停留在概念层面。

他说，公司交付、客服和部分技术环节，已经基本实现AI自动化。

袁方问：“替代了多少员工？”

张瑞回答：“三分之一。”

袁方继续追问：“那些员工会不会恨你？是谁引进了这个AI，导致他们的工作受到影响？”

张瑞认为，员工真正需要做的不是和AI对抗，而是把能够交给AI的工作交出去，转向机器暂时难以完成的部分。

例如跨部门沟通、项目管理、大客户交流，以及复杂的人际互动与情绪表达。

他原本希望AI成为员工的生产力杠杆：

“原来你可以做到8分，现在可以做到10分；原来可以创造100万的价值，现在可以创造200万。”

但真实的组织变革并没有这么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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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有员工为了保住工作，故意让AI变笨

张瑞讲到一个很少被公开讨论的现象。

部分员工担心AI表现得太好，会让老板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可以被替代。于是，他们会主动限制AI的输出范围，干扰AI工作流，甚至通过提示词削弱模型能力。

“他担心老板发现，这个工作AI就可以干，那我好像就没有存在价值了。”

于是，人不再只是消极拒绝新工具，而是可能主动让工具变得不好用。

这是AI进入企业时一个极其真实的矛盾：

站在公司的角度，AI意味着效率和成本优势；

站在员工的角度，同样的效率可能意味着岗位消失。

要求员工毫无保留地帮助AI学习自己的工作，某种程度上等于要求他亲手训练自己的替代者。

技术问题最终变成了利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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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I替代的，是不愿意更新的人吗？

袁方问张瑞，是否跟踪过那些已经被AI替代的员工。

张瑞坦言，自己没有太多关注。

在他的判断中，被淘汰的很多人不是完全没有能力，而是不愿意进行自我更新。

当市场发生变化时，组织和个人都需要重新适应。

他用了一个相当残酷的比喻：

“如果市场需要你扛50斤，你说自己只能扛20斤，那就只能被淘汰。市场水位变高，需要你学会游泳，你不会游泳，也只能被淘汰。”

在他看来，组织的进化与生物进化极其相似，都存在新陈代谢。

但袁方指出了其中的讽刺：张瑞做的是帮助别人求职的业务，可在引入AI帮助更多人求职的过程中，自己的部分员工却失去了职位。

张瑞认为，自己不能为了少数人的当下利益，停止一套能够服务更多人的系统。

这也是技术时代最难回避的道德困境：

当整体效率和个体命运发生冲突，企业应该为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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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不要幻想一句建议能改变一个人

袁方问，如果未来再次遇到那些被替代的人，张瑞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张瑞沉默片刻，回答：“我没什么建议。”

因为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样子，不只由工作决定。

他的性格、家庭环境、财务状况、婚姻、父母、孩子和人生阶段，都在共同塑造他的判断和行动。

“他父母都改变不了他，他二三十年自己都没有发生改变，想依靠一句建议去改变，其实很难。”

张瑞承认，创业早期的自己曾经非常想改变别人。

他觉得自己足够努力，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别人应该同样努力；他掌握了一套方法，就相信别人只要照着执行，也应该获得结果。

现在回头看，他认为那是一种很强的个人主观意识。

人可以提供工具、方法和河道，但无法替另一个人决定水要往哪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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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一个理性的人，为什么相信玄学？

谈话后半段出现了一个有趣的转向。

袁方问，作为一个偏理性、被认为是典型INTJ的人，张瑞为什么也相信玄学？

张瑞说，自己并不只关注玄学给出的结果，而是关注背后的结构和推演过程。

在他看来，八字、紫微、易经等体系，可以被理解为不同的观察与解释模型。西方哲学和心理学通过行为、语言、经历分析一个人，中国传统体系则使用另一套符号和结构进行推导。

他甚至发现，紫微斗数和MBTI对自己性格的某些描述十分相似。

袁方问：“你信命吗？”

张瑞回答：“我信命，但命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他所说的“信”，更接近尊重某种暂时无法被完全解释的规律，而不是把人生交给一个结论。

“我处于信和不信的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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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如果工作消失，人类还剩下什么？

谈话最后，袁方提出了一个终局问题：

“如果30年后，AI代替了所有工作，人类也不需要劳动了，你会做什么？”

张瑞连说了几遍：“退休。”

袁方继续问：“那时候人类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张瑞把问题抛了回来：“你觉得你现在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袁方回答：“没有意义。”

当工作消失，这个问题就不再只是哲学讨论。

现代人的身份、社交关系、收入、成就感和时间结构，大多围绕职业建立。人们用职位介绍自己，用工作衡量成功，也通过劳动证明自己仍被社会需要。

如果AI把这些功能全部接走，人类面对的不只是失业，更可能是意义系统的崩塌。

张瑞进一步推演：如果硅基智能能够自己获取能源、生产、繁衍并参与构建物理世界，那么它就不再只是人类的助手。

“它是在创造另外一种文明、另外一种智能体和智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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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真正需要重做的，是人的价值坐标

这场谈话没有给出一套简单的求职攻略。

因为问题已经不再是“怎样写好一份简历”“怎样进入一家大厂”，而是简历、岗位和大厂本身还能维持多久。

AI可能替代一部分员工，也可能放大另一部分人的能力；

它可能解放人类，也可能让人的价值感无处安放。

张瑞说，历史车轮向前时，压过的不只是那些拒绝变化的人，也包括正在拥抱变化的人。

没有人能够真正置身事外。

面对这样的未来，唯一相对确定的能力，或许不是掌握某一个随时可能过时的工具，而是不断重建自己的能力：

·  判断什么已经可以交给AI，什么仍然需要人承担；

·  接受努力不一定成功，却仍然保持行动；

·  不再把安全感寄托在一个永远不变的岗位上。

企业需要的是生产力。

但人不能只把自己活成生产力。

因为当机器比人更高效时，真正等待我们回答的，是另一个问题：

如果工作不再定义一个人，我们将用什么定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