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有序系统与训诂学、文字学和音韵学研究简介

金井PRATHAMA

412人浏览 · 2026-05-13 20:27:58

金井PRATHAMA · 2026-05-13 20:27:58 发布

关键词：#意义系统#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系统科学#内容形式

概述：

章太炎先生将训诂学、文字学和音韵学，统称为中国语言文字学。自古以来，中国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成果，丰硕且辉煌。如何在继承与发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更加严谨、系统和科学的态度，引入并运用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对这些成果进行深入的梳理与整合，是一项严肃且关键的课题。

经过长期的探索与实践，我们认为：在研究过程中，以系统科学理论为引领性的指导思想最为适宜。具体而言，在中国语言文字学领域中，当我们运用非线性、非平庸和非平衡的系统科学观念，去审视正确反映汉语汉字所呈现的客观事实的研究成果时，诸多以往难以想象的现象得以揭示。

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些研究成果所呈现的意义之间充满了各种系统结构关系和意义之间相互运动规律。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终坚持以深度融合系统科学理论的角度，来全面审视和挖掘各方面的研究成果，成为了我们严格遵循的主导思想。

我们主张：要想深入挖掘那些正确反映客观事实的古今研究成果，就必须站在更宏观（浅层词义的穷尽式系联）、更中观（意义素的“组织基元性”，即意义素既是意义的基本构成单位，又天然具有内在的组织属性，“组织基元性”是指自带组织属性的基元性，体现基元本体与内在组织规则的辩证统一）和更微观（系统“微”的信息核面结构）相结合的全新视角上，并充分运用系统科学理论的主导思想，来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研究。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挖掘并揭示出潜藏在研究成果中的意义之间的结构关系与意义之间的相互运动规律，进而彰显出中国语言文字学所蕴含的卓越价值和辉煌成就。

1.系统科学理论是我们研究的指导思想

在传统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框架下，我们对事物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与之相比，系统科学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探索研究对象。因此，在探讨我们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时，必须以系统科学理论为基础，确保所有的学术探讨都建立在对这一理论的充分理解和熟悉之上。为了避免片面的学术争论，我们应站在系统科学理论的高度，重新审视研究过程、方法、理论和认识。

同时，只有通过穷尽式系联研究，全面验证中国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成果，我们才能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否则，仅凭传统的研究理论、方法和认识来与我们进行学术争论，将难以触及问题的核心。

要深入理解系统科学理论研究途径与传统理论研究途径之间的区别需要以下步骤：

1.1.需要识别两种基本的系统视角：线性视角和非线性视角。

①线性视角：“整体论”与“还原论”均属于“线性视角”范畴。

其中“整体论”属于“整体等于局部之和”的“加和式视角”范畴；

而“还原论”则属于“局部等于整体之分”的“加和式视角”范畴。

②非线性视角：“狭义上的系统论”属于“非线性视角”范畴。

而“广义上的系统论”则兼属“线性视角”范畴与“非线性视角”范畴。从覆盖范围与解释力的角度上看，“广义上的系统论”大于“狭义上的系统论、整体论和还原论”。

但“狭义上的系统论”体现了对“非线性系统”的认识。对“非线性系统”的认识与阐释才是系统科学理论的核心。

1.2.需要了解“非线性系统”的一些重要特征，如：①非线性相互作用、②非加和式整体性、③非平庸整体涌现性、④组分多元性、⑤结构关联性、⑥动态平衡性、⑦涨落有序性、⑧简单有序向复杂有序的演化性等。

这些特征表明：系统科学理论与传统研究理论对同一事物的看法与认识角度有很大差异。

1.3.要明确途径、理论和方法的归属：

①“系统科学理论研究”途径属于“狭义上的系统论”范畴，

②而“传统理论研究途径”则属于“整体论”范畴与“还原论”范畴。

1.4.通过借鉴系统科学理论专家的论述来揭示这一区别：

1.4.1.“从近代科学到现代科学，还原论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自然科学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它所遵循的途径是把事物分解成局部或低层次事物来研究，以为低层次或局部问题弄清楚了，高层次或整体问题也就清楚了。如果低层次或局部问题仍弄不清楚，还可以继续分解下去，直到把整个问题弄清楚了为止。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基本上是按照这种方法论发展起来的，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向这种方法论提出了挑战，复杂性研究的科学背景就说明了这个问题。SFI的科学家们也认识到还原论方法处理不了复杂性问题，才提出复杂性研究，Gellmann曾说过：对高度复杂的非线性系统，系统整体行为并不是简单的与部分行为相联系，要有勇气广泛地从各方面关注整体的状况，而不是个别方面的细节（详见《复杂性研究与系统科学》，《科学学研究》于景元、刘毅著2002年10月）”。上述的“如果低层次或局部问题仍弄不清楚，还可以继续分解下去，直到把整个问题弄清楚了为止”是典型的还原论思维模式。

我们认为，现行汉语汉字研究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还原论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1.4.2.“复杂系统是有大量的、不同的、相互作用的单元构成的网络。他们认识到还原论对处理复杂系统的局限性：①单元的行为无法独立地分析，因无法与其他单元分开；②单元间的关系或相互作用难以明确（详见《复杂巨系统科学：一门21世纪的科学》，《自然杂志》戴汝为著第19卷第4期）”。上述的“单元间的关系或相互作用难以明确”正好体现了非线性系统的非线性相互作用、非加和式整体性与非平庸整体涌现性。

以汉字研究为例，汉字的形、音、义（实义）和意（构意）各自形成各自的系统，各自系统都属于汉字的分系统，这些分系统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进而呈现出一种复杂状态与现象。因此，难以断言其任意一分系统的行为能脱离其他分系统而独立存在。

1.4.3.总之，研究视角的差异会导致研究理论、方法、认识和途径等一系列的差异。在中国语言文字学领域中，这种差异尤为明显。例如：

①尽管古今汉字研究理论在细节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但鲜有涉及汉字符号系统的非平庸整体涌现性。

②古今汉字研究理论鲜有专门分析汉字符号系统的系统性、整体性（参见《系统科学精要（第4版）》苗东升著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4-5页）和还原性（又称释放性）的联系与区别。

③对于汉字符号系统的复杂性（简单有序向复杂有序演化），我们未见有理论专门深入研究，甚至缺乏具有系统性的研究思路与框架。

1.5.中国语言文字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众多。但关键在于是否运用系统科学理论，以及如何运用系统科学理论，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意义之间的结构关系与意义之间的相互运动规律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

以训诂学为例，其研究成果虽然丰富，但只有通过系统科学理论的全面剖析，才能在文献词义中发掘出深层隐含的意义之间的结构关系与意义之间的相互运动规律，从而得出新的结论。因此，在充分肯定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如何挖掘其中所蕴含的更深层次的意义之间的结构关系与意义之间的相互运动规律，至关重要。

1.6.在采用系统科学理论来推进汉语汉字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决杜绝两种不良倾向。

①首先，我们不能在遇到汉语汉字内部系统难以解释的现象时，就简单地将其归因于非线性系统的各个组分之间、层次之间、分系统之间，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运动和演化使得现象难以解释。

②其次，我们同样不能在遇到汉语汉字的外部环境功能与属性难以解释的现象时，就草率地将其归因于非线性系统的非平庸整体涌现性使得现象难以解释。

我们强调，对事物的真正系统性研究，必须建立在对其系统结构性的深入阐释之上。仅仅借助系统科学理论的术语来装点门面，而无法具体阐明系统结构性在其中的具体体现，这样的研究只能被视为戏说。例如：

①在训诂学中，同源词的“反训”被视为相反词义的同根互转。如果我们只是机械地套用系统科学理论的术语，宣称某同源词具有非线性非平庸能力，却没有深入探索其是否具有系统的结构与运动规律，并对其进行详细描述，那么这样的论断便失去了科学的严谨性，沦为了一种空洞的戏说。

②“六书”是文字造字方法的表现形式和手段。它涉及到内容与内容之间的结合、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结合、形式与形式之间的结合的问题。所有古文字都或多或少地展现出六书类的现象（即使超出六书之列的，也通常被统归为六书类）。如果我们生硬地使用系统科学名词去解释六书类现象，将六书仅仅视作造字手段的六种功能，那么我们就必须进一步追问：这些功能在不同古文字之间有何联系与区别？功能之间是否存在交叉？这些功能与汉字构件的结构有何关联？这些功能与汉字性能（属性）是何种关系？以及，这些功能与汉字的构意（造字意图），以及汉字的实义之间是何种关系？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源上全面地、系统地、整体地阐明这些现象，那么我们所提出的研究理论就必然缺乏全面适用性和充分解释力。

③周有光先生提出的“汉字效用递减率”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然而，至今尚未有理论能够全面系统地解释其成因。如果我们仅仅是用系统科学理论的术语去套用，宣称汉字效用递减率现象是由于汉字的非平庸能力所致，却未能从理论上系统地阐明汉字符号系统在此过程中所起的具体作用，那么这样的言论同样缺乏科学依据，只能被视为一种不负责任的戏说。

因此，在运用系统科学理论进行汉语汉字研究时，我们必须始终保持科学的严谨性，深入探索事物的系统结构性，并避免陷入空洞无物的戏说之中。

1.7.在深入探索汉语汉字研究与“意义有序系统”研究的过程中，本理论始终坚持以系统科学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和分析框架。通过这一理论透镜，我们不仅能够更加清晰地识别古今研究成果中所蕴含的意义之间的结构关系和意义之间的相互运动规律，还能为这些规律提供系统性的解释和阐述。例如：

①在训诂学中经常出现诸如“大通美，美通好，好通小，最后大通小”这类悖论式的训释结论。这类结论在传统的研究方法中往往难以得到圆满的解释，而本理论则通过引入“意义有序系统”的组分、结构和运动规律，为这类现象提供了完整且明晰的阐释。具体而言，“意义有序系统”能够帮助我们识别不同意义之间的层次关系和相互联系，从而揭示出这些看似悖论的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深层逻辑。

②本理论还从汉字形成系统性的阶段出发，对“汉字效用递减率”的成因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我们认为，汉字在甲骨文阶段就已经开始形成系统性的结构关系，这一特点使得汉字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具备了系统结构效应与系统规模效应。然而，随着汉字体系的不断扩张和复杂化，汉字效用递减的趋势也逐渐产生。这一现象反映了汉字符号系统内部的内容与形式之间一种微妙的动态平衡过程。

具体而言，汉字字形所承载的信征（信息特征）构成了此系统的内容层面，而汉字字形本身则体现了此系统的形式层面。在系统结构效应与系统规模效应的共同作用下，我们观察到以下规律：

当系统内容（即信征）的有序度较高时，信息密度相应增加，单位信息量也随之增大，节点联系的边线数量也会增多；此时，系统形式（即字形数量）反而呈现出减少趋势，节点数量亦相应减少。

相反，当系统内容（即信征）的有序度降低时，信息密度相应减少，单位信息量也随之减小，节点联系的边线数量也会减少；此时，系统形式（即字形数量）反而呈现出增多的趋势，节点数量亦相应增加。

简而言之，内容与形式之间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关系：内容丰富则形式简约，内容简约则形式繁复。这种动态平衡过程在汉字字形所承载的信征信息密度上得到了直观体现。

当信息密度较高时，汉字字形数量相对较少，从而引发了汉字效用的递减现象；

而当信息密度较低时，汉字字形数量则相对较多。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内容与形式的动态平衡过程并不仅限于汉字本身，在语义与语法层面也得到了类似的体现：“语法丰富的语言语义相对疏简，而语法简单的语言语义则相对丰富，这恐怕是一种不争的事实（参见《训诂学与辞汇语义学论集》王宁著语文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

这一观点进一步印证了内容与形式在动态平衡中的相互作用。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这种动态平衡过程实质上反映了复杂系统的“小世界网络”特征：“这种网络的多数节点仅有少量边线，少数节点却有大量边线，表明节点的异质性显著（参见《系统科学精要（第4版）》苗东升著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400-402页）”。这一特性为我们理解汉字的发展和演变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在这种视角下，汉字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符号创造与积累过程，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演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汉字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推动着汉字体系的不断进步与完善。

③又如，在现代汉语的研究中，本理论还探讨了“上古汉语同源词”现象逐渐消失与隐藏的原因。通过系统科学理论的分析框架，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这一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意义运动规律、文献音（文献语言的语音）与语音在功能上分离的原因、以及意义外在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这种跨时空、跨场景、跨语境、跨范畴、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不仅有助于我们揭示语言现象的本质规律，还能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论支持。

综上所述，本理论在系统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对汉语汉字研究和“意义有序系统”研究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索。通过引入新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我们不仅为传统的研究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还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可能性。

2.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我们研究的本质

在深入研究意义的本质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个核心问题：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当前的意义研究往往侧重于对意义的各种外在表现形式和手段进行不断的组合与拆分，尝试从不同知识经验的视角去概括和总结意义的“外部环境超系统”的逻辑形式、结构关系、功能以及属性。

然而，意义的外在表现形式与手段纷繁复杂，变化万千。这种对表面现象的分析，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要认识、理解、解释和揭示意义的本质，仍相差甚远。

为了真正触及意义的本质，我们必须从根本上重新定位我们的研究方向和重点。具体而言，我们需要致力于厘清与把握内容与形式是以什么样的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并应以怎样的手段使之分离。这涉及到对内容与内容之间结合关系、内容与形式之间结合关系、形式与形式之间结合关系的细致探究，其中还包含着对必然性相关关系、或然性相关关系和偶然性相关关系的深刻认识。这些课题构成了意义研究的核心与关键所在。

只有当我们成功地将意义的内容与其无穷无尽的外在表现形式区分开来，才能够真正深入到意义之间的结构关系以及意义之间的相互运动规律的研究领域。

3.明辨信息、意义与概念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研究的前提

在我们的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是明晰地辨别信息、意义与概念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三者之间的微妙联系与区别，构成了我们深入探索意义之间的结构关系与意义之间的相互运动规律的基础。

若未能准确把握这三者的关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将受到严重限制。

为此，本理论对信息、意义和概念进行了系统性的介绍，重点阐述了它们之间的生成机制、起源、适用范围以及运动规律。通过比较与分析，我们力求为读者提供一个清晰的理解框架，以便更好地把握我们的研究思路与过程。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后续内容是对前述的详细解说与补充说明，因此，若未能充分理解三者之间关系的内容，也不影响对本理论其他部分的认识和理解。

从信息的视角出发，我们经过反复验证与探索，确认了一个重要观点：在人类与动物的脑部物质中，存在着一个从“低序非意识（非精神）信息系统”向“高序意识（精神）信息系统”的演化过程。这一过程是通过自组织与他组织的辩证运动实现的。而“意义有序系统”则是对这一“高序意识（精神）信息系统”正确地自觉地映构（反映与建构）后的产物与结果。

这一发现不仅揭示了信息与物质之间的紧密联系，也为我们理解意义的生成与运动提供了一个解释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过程体现了信息与物质的三种基本特征：周期性、周期震荡和系统化。这些特征在我们的研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我们揭示意义之间的结构关系与意义之间的相互运动规律提供了有力支撑。

4.正确反映汉语汉字所呈现的客观事实的古今研究成果是我们重点研究的对象

在探索汉语汉字所蕴含的意义之间的结构关系和意义之间的相互运动规律时，我们的研究焦点集中在那些能够正确反映意义之间的结构关系和意义之间的相互运动规律的客观事实的研究成果上。

值得注意的是，当从众多成果中映构“意义有序系统”时，我们的研究范围与深化方向，并非围绕学界对汉语汉字客观事实所构建的众多解释体系、研究思路、理论依据、经验总结、认识与观点、方法与步骤等展开。

换言之，我们的研究依据是汉语汉字所呈现的客观事实本身，而非研究者对这些客观事实所做的研究过程、认识、理论和方法。

我们的研究方法具有独特性和针对性。我们专注于对研究方向所涉及的客观事实本身进行详尽无遗的系联研究。通过这种穷尽式的研究方法，我们致力于映构出“意义有序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研究理论、方法和体系。这种研究路径使我们能够更直接、更深入地理解汉语汉字的本质和规律。

在中国语言文字学领域中，我们的研究目标具有明确性和继承性。我们致力于继承、捍卫和发展那些正确反映汉语汉字所呈现的客观事实的古今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化和发展。我们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传统的语言文字学知识，还包括那些能够为我们提供新视角、新方法的现代研究成果。

5.一切蕴含信息特征的内容形式统一体都是我们研究的范围

我们的研究范畴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越了最初的设定，展现出一个广泛而深入的探索领域。

因此，对中国语言文字学的系统性研究，有必要进一步扩展到非汉语与非汉字等多元领域。这种扩展不仅是对研究广度的追求，更是对语言文字内在规律的深度挖掘。例如：

①我们的研究应涵盖非汉语与非汉字所蕴含的社会性、民族性、经验性以及规约性（或称为约定性）。这些方面是研究任何语言文字都不可或缺的要素，它们共同构成了语言文字外在表现形式的差异性与多样性。通过对这些非汉语与非汉字领域的深入探索，我们可以更好地全面地挖掘人类语言文字中所体现的意义本质内容，这种意义的本质内容是人类共通的、共识的、跨时空场景的、跨范畴的、脱离语境的。

②关于意义之间的结构关系与意义之间的相互运动规律，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研究课题。我们需要探究的是，这些规律是仅适用于古代汉语与古汉字，还是同样适用于现代汉语与现代汉字？更进一步地，它们是否普遍适用于人类一切语言与文字，包括非汉语与非汉字？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我们全面理解人类语言文字中所体现的意义本质内容和运动规律至关重要。

为了深入解答这些问题，我们进行了穷尽式的系联研究。这不仅包括对汉语语义之间的系联研究与汉字字意之间的系联研究，还进一步扩展到非汉语语义之间的系联研究与非汉字字意之间的系联研究。甚至，我们还包括对非语言符号系统的意义之间的系联研究与非文字符号系统的意义之间的系联研究。这一系列的研究工作旨在全面揭示语言文字符号系统中，以及在非语言文字符号系统中的意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

经过系统深入的研究，我们已经在多个关键课题上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本理论将详细阐述我们的研究思路、过程和成果（现阶段可公开部分）。通过本理论的展示，我们期望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加全面、深入的视角，来理解在语言文字符号系统中，以及在非语言文字符号系统中所蕴含的意义之间的结构关系和意义之间的相互运动规律，进一步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发展。

6.穷尽式系联研究是我们研究的操作步骤

6.1.一些西方理论主张，“意义”是源自语言本身或在特定语境中通过约定俗成而形成的。然而，这种研究路径仅触及了意义的某些层面、部分内容和非本质内容，对于全面揭示意义本质内容之间的结构关系和相互运动规律仍存在显著不足。相比之下，中国训诂学对意义的理解和认识则为我们探索意义本质内容的有序性与系统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石。

当然，我们并不能一概否定西方在意义研究方面的思路、模式及其所取得的成果。事实上，西方研究在诸多方面都有其独到之处。然而，其研究路径、方法论取向、探索方向以及对意义本质的理解，与我们中国训诂学存在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并非简单的对错之分，而是反映了两种不同文化传统和学术体系下对意义本质理解的深度和广度上的区别。具体来说：

①中国训诂学在意义研究上更注重历史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强调语言与文化的内在联系，以及对经典文献的深入解读。这种研究方法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意义的本质和内涵，从而为我们探索意义的有序性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思路。

②相比之下，西方理论在意义研究上更注重语言的结构和功能，以及语言在交际中的实际运用。这种研究方法虽然有其合理性和实用性，但在全面揭示意义关系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意义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中国训诂学与西方理论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6.2.穷尽式系联研究要求尤为严格。首要之务在于确保所概括的内容经过充分验证，具备准确无误的特性。在论证过程中，逻辑严密性亦是不容忽视的关键要素，它构成了科学解读的基石。

然而，即便是满足了这些起码条件，研究的质量仍可能存在优劣之分。在评价研究的优劣时：

①“概括的广度”成为了一项重要的衡量标准。理想的概括应具备“普遍性”和“丰富性”，即所提炼的内容能够广泛适用于不同情境，并涵盖尽可能多的相关信息。

②同时，“概括的深度”也至关重要，它要求我们对研究对象进行更为深入、彻底的剖析，从而揭示出其内在的本质规律和联系。

因此，我们可以说，概括的内容越普遍、越丰富，且概括得越深、越彻底，那么该研究的质量便越为优秀（参见《中国语言文字在十字路口》徐烈炯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29页）。

6.3.穷尽式系联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其丰富性和验证性，更在于其深度概括的能力。一个真正优秀的研究应该既广泛又深入，既能全面覆盖研究对象，又能深入挖掘其内在规律和联系。

①从语言视角来看，尤其是从语言的词义视角来看：

我们的研究始于对“上古汉语同源派生词义”的穷尽式系联（参见《上古汉语同源词意义系统研究》黄易青著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40页）。基于词义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互证关系，我们的研究进一步拓展至对“多义词义项”的穷尽式系联、对“训释义”的穷尽式系联、以及对“同义词词义”的穷尽式系联。这一系列研究过程旨在全方位地揭示汉语词义的深层结构关系与运动规律。

王宁先生在其一系列论著中，提出了词汇语义系统理论，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具体而言，王宁先生认为多义词内部各词义之间的语义关系及其引申变化规律是可以通过科学方法进行深入分析的。这一观点不仅为我们穷尽式系联词义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我们进一步探索汉语词汇的语义之间的结构关系与语义之间的相互运动规律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②从文字视角来看：

我们的研究则始于对古文字“造字意图”的穷尽式系联。通过对古文字造字意图的穷尽式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汉字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进而揭示汉字构形与意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我们的研究进一步扩展至对“构意与实义”的穷尽式系联。旨在全面揭示汉字构形与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构意之间的结构关系与构意之间的相互运动规律。

6.4.在系联多义词内部各词义的过程中，对于各词义之间的语义关系及其引申变化规律的研究，可类比于“小语言系统”的映构。

通过穷尽式系联所有语言文字所体现的词义，我们则能映构一个更为宏大的“大语言系统”。

在这个“大语言系统”的映构过程中，我们追求的是系联的丰富性、普遍性、广度和深度，以期能更全面、更深入地揭示语言词义本质内容之间的结构关系与运动规律。换言之，在这个“大语言系统”的映构过程中，系联得越多、越丰富越好，概括得越普遍、越深、越彻底越好。

6.5.在进行这种穷尽式系联时，我们应尽量避免受到假借、引申、派生以及词族分类等传统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影响，而专注于词义之间本有的联系。

传统研究理论与方法往往不自觉地倾向于对本具有必然性、唯一性和普适性的意义系统的内容进行分类。

但这种分类往往不是以意义系统内部视角来分类，而是以意义系统外部的功能属性视角来分类。

这种分类割裂了具有必然性、唯一性和普适性的意义本质内容之间的结构关系和相互运动规律。

这种割裂式的分类方法使我们越来越难以窥见意义系统的非线性、非加和、非平衡和非平庸的整体涌现特征，而这部分特征恰恰是意义系统的核心所在。

换言之，越割裂就越线性、越加和、越平衡、越平庸、越看不清。

如果我们无法清晰地认识到意义系统的这些本质内容，就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即意义脱离语境后将失去其系统性和有序性。

因此，通过穷尽式系联的方法来研究词义，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语义的本质内容，还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全面、更准确的视角来审视语言所蕴含的具有普适性的意义系统。

6.6.通过穷尽式系联、深度挖掘以及全面整合中国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成果，我们能够实现对“意义有序系统”的精确映构。

这一目标的实现，得益于汉语汉字独特的性质：它们能够完整且清晰地保持“意义素”之间的边线结构与节点端口。这种边线结构与节点端口不仅深植于汉语的词义和句义之中，还体现在汉字的形、音、义和意等多个层面。历经反复印证的训诂学、音韵学和文字学已经成功地用词义的形式，将边线结构与节点端口完整地训释出来。

举个例子来说，“引申义列”的运动实际上就是“动质点（运动的质点）”在“意义素”之间边线结构中的运动。换言之，“引申义列”的运动实际上就是动质点运动的外在表现形式。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一现象，我们需要以系统科学理论为指导，对词义进行穷尽式的系联研究。在此基础上，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以系统科学理论为指导，穷尽式系联词义，并对词义网络边线结构开展合理的联系与区别研究。

通过系统科学理论的视角来审视这些系联关系，我们能够重新认识并揭示中国语言文字学研究成果中所蕴含的意义本质内容。

6.7.在探索意义之间的结构关系和意义之间的相互运动规律时，穷尽式系联研究采用了多种方法与途径。其中，最核心的方法是穷尽式系联《汉语大词典》与《汉语大字典（第二版）》中的①每个单音节词（即每个字）的义项之间的关系，和②每个多音节词（多为双音节词）的义项之间的关系，以及③每个短语（多为成语）的义项之间的关系，进而形成一张巨大的“词义拓扑网络”。

这个“词义拓扑网络”呈现出“分支非线性特征”与“闭环非线性特征”。具体来说：

①分支非线性特征体现在：在某一词义以“二维区分方法”来“二度系联”或“多度系联”其他相关词义之后，这个词义会系联上另外两个相关词义，而这另外两个相关词义又会呈现出相互对立的关系。进而这种关系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结构，其中两个点直接对立，但彼此又通过第三个点间接地联系在一起。

②闭环非线性特征则体现在：在某一词义以“二维区分方法”来“二度系联”或“多度系联”其他相关词义之后，这个词义会与它自身对立的词义联系在一起，进而形成一个两级闭合的环状结构。这种现象不仅为训诂学中的“反训”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也印证了章太炎先生“成均图”的部分合理性（参见《传统古音学研究通论》黄易青、王宁、曹述敬著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出版2015年版662页）。同时，它还体现了韵转范围的广泛性（参见《上古汉语同源词语音关系研究》孟蓬生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1年版198页）。值得注意的是，声韵（尤其是韵转）“无所不通无所不转”的本质是在固定不变的“意义有序系统”结构关系中，意义的运动以嵌套闭合、复杂有序的方式呈现出来。所以声韵（形式）的“无所不通无所不转”本质是意义（内容）嵌套闭合、复杂有序的运动。因此，不能简单地、线性地、还原式地和平面地看待“无所不通无所不转”。意义正是通过声韵之转，将其对立的意义联系起来，在必然性结构关系中完成了意义的闭合运动。换言之，“上古汉语语音系统”是意义之间结构关系与意义之间相互运动规律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尽管上古汉语语音系统同源词的声韵之转看似错综复杂，但它们实际上都符合“意义有序系统”所需的外在表现形式。所有声韵之转现象都具有或都在表现着一套统一的系统结构关系和运动规律，即“意义有序系统”的组分、结构和相互运动规律。只有站在这一维度进行观察和分析，我们才能对这些关系有更为透彻的理解。

6.8.基于“低序信息核面结构”的结构关系和运动规律，我们进一步提炼和归纳了前述特征，从而映构出最基本的“词义双向关联框架结构”。

借助这个“词义双向关联框架结构”，我们对“词义拓扑网络”进行了重新梳理，将其塑造成为一个具有明确层面和层级的“立体词义拓扑网络”。

我们将这个经过清晰梳理的“立体词义拓扑网络”命名为“词义双向关联框架体”。

在“词义双向关联框架体”中，每个层面之间的组分虽然不同，但它们却遵循着相似的组织原则。

这种相似的组织原则正是“低序信息核面结构”在词义层面上的自相似性分形的体现。

换言之，“词义双向关联框架体”可以被视为“低序信息核面结构”在词义上的多个自相似性分形的集合，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以“低序信息核面结构”为基本原型结构的立体拓扑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词义双向关联框架体”的层面与层级的组分是无限的，这意味着它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然而，尽管其组分无限，但其层面与层级的结构关系与运动规律却是有限的。

这种有限与无限相结合的性质使得“词义双向关联框架体”的运动状态呈现出显著的“分支非线性特征”和“闭环非线性特征”，为深入理解和研究其内在机制提供了重要线索。

然而，就穷尽式系联方法而言，对于“词义双向关联框架体”的映构仍存在不完善和不彻底的问题。

尽管“词义双向关联框架体”呈现出“分支非线性”与“闭环非线性”相结合的特征，但它仍缺乏“组织基元性”。

正因如此，在“词义双向关联框架体”中，词义与词义之间未能形成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嵌套的有机关系，这种关系既包含联系又体现区别。

由于缺乏这种相互嵌套的有机关系（其中通过语义重叠建立联系，通过语义差异实现区分），因此“词义双向关联框架体”也无法产生影响嵌套区域的“阈值”。

综上所述，传统的词义研究方法在深入分析意义的本质和深层内容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

6.9.如果要深入到意义的本质和深层内容，我们必须从词义层面进一步深入到意义素层面。

这一过程涉及以下步骤：

①基于内部系统与外部环境超系统相分离（简称内外分离）的视角，以及基于内容与形式相分离（简称内形分离）的视角，我们需要对“词义双向关联框架体”的词义进行“意象、概念、信征（信息特征）”分离（简称象念征分离）。这一步骤的目的是提取出纯内容化的信征，为后续分析奠定基础。

②基于“宏观、中观、微观”相结合（简称宏中微结合）的视角，以及基于“组织基元性”的视角，我们对对已提取的纯内容化的信征进行“深层内容、表层内容”重组（简称深表重组）。这一步骤旨在将具有囿时空性的“意义表层内容”按照具有跨时空性的“意义深层内容”的结构关系和运动规律重新排列组合，最后其每一组分归到“意义深层内容”的结构中去。以便更准确地把握意义的本质内容。

③在“意义深层内容”中，我们需要确定此意义内容的阈值，并明确它们之间相互嵌套的有机关系。完成这些步骤后，我们就能够超越“词义双向关联框架体”的局限性，进而映构出“意义素双向关联框架体”。

这个“意义素双向关联框架体”可以简单地理解成“意义有序系统”，即“高序信息核面结构”自相似性分形的集合。在这样的系统框架下，我们才能厘清意义之间的结构关系和意义之间的相互运动规律，从而揭示出该系统的唯一性、自洽性、绝对性、必然性、共享性、跨时空性和普适性。

7.意义有序系统是我们研究的成果

7.1.在经过一系列反复探索与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后，我们逐渐认识到了一个核心事实：无论是对古今汉语的语义、语音、语汇（包括词汇）和语法的研究，还是对古今汉字的形、音、义和意的研究，抑或是对与汉语汉字相关的社会性、民族性、经验性和规约性（又称约定性）的研究，其根本均需要归结到如何有效探索、深入挖掘、准确认识、清晰厘清、深刻理解并合理解释“意义之间的结构关系与意义之间的相互运动规律”这一核心议题上来。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进一步意识到：研究意义之间是否存在唯一的、绝对的、自洽的、必然的以及普适（即普遍适用）的结构关系与运动规律，以及如何精准把握并利用这种结构关系与运动规律，已然成为在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学领域能否实现决定性突破的关键所在。

换言之，只有当我们能够全面、深入地揭示并理解这种意义之间的结构关系与运动规律，我们才能更好地推进汉语汉字研究的发展，实现对该领域认知的重大跃升。

7.2.因此，我们将“意义有序系统”作为我们研究的重要成果，它不仅是我们对汉语汉字研究的新认识，更是我们未来研究的新起点。我们相信，通过对“意义有序系统”的深入研究，我们将能够更好地理解汉语汉字所体现的意义本质，并揭示其内在的规律。

我们的研究表明：“意义”是“象（意象）、念（概念）、征（信征）”的杂糅体。要突破汉语汉字研究的传统框架，关键在于深入研究“意义之间的结构关系与意义之间的相互运动规律”。这是因为“汉语符号系统”与“汉字符号系统”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承载“意义之间的结构关系与意义之间的相互运动规律”的“意义有序系统”息息相关。这构成了汉语汉字与其他非汉语汉字系统的本质区别。只有当我们清晰地揭示出“意义之间的结构关系与意义之间的相互运动规律”，汉语符号系统与汉字符号系统中所蕴藏的诸多难题才能获得根本性的解决。

因此，为了深化中国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必须全面而系统地探索“意义有序系统”的组分（元素）、结构、性能、功能以及它的生成、运动和发展演化规律。这是一项势在必行的研究任务。经过长期反复的探索与验证，我们终于确认了“意义有序系统”的存在性和必然性，并完成了对该系统各个组分、结构和运动规律的全部解析。

这一系统是我们历经十几年的研究成果，它建立在对意义内容深入挖掘的基础之上，剥离了意义无穷多的外在表现形式，从而揭示了其本质结构和运动规律。我们所揭示的“意义有序系统”具有明确的、有限的系统组分和结构，同时展现出清晰的运动规律。这个系统不仅具有系统性、自洽性和普适性，还表现出绝对性、唯一性、共享性和必然性的特征。它不仅能够解释现实生活中意义无处不在的表现形式，更重要的是，它深入到了意义内部，揭示了意义之间深层的结构关系和相互运动规律。这个系统的结构已经经过了广泛的检验，并得到了确证。

其理论体系不仅适用于语言学、文字学，还广泛延伸至哲学、文化学、社会学、逻辑学、符号学和心理学等多个领域。它为这些领域中的意义关系分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简言之，只有运用“系统科学理论”，来对在中国语言文字学中正确反映汉语汉字所呈现的客观事实的古今研究成果进行穷尽式系联研究，才能映构出“意义有序系统”，进而形成一套对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古今研究成果更具系统性和解释力的理论体系。就古今无穷无尽的意义表达方式而言，这套系统不仅能够全面阐述和解释各种意义现象，而且具备普适的、自洽的、完整的和强大的解释力。

可以说，研究汉语汉字的过程与研究“意义有序系统”的过程是互推互证、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推动着我们对意义本质的深入理解。

7.3.经过深入研究和分析，我们发现“意义有序系统”可以划分为两个层面：“深层内容”与“表层内容”。这两个层面在系统中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并呈现出既相同又相异的辩证相似特性。

从本质上看，他们都是“高序信息核面结构的自相似性分形集合”。

①深层内容作为“意义有序系统”的核心和基础，具有跨时空性。这意味着它所包含的信息、意义和概念是恒定不变的。它不会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不会随着人类认识的迭代而迭代，不会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深层内容承载着“意义有序系统”的本质和精髓，是“意义有序系统”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因此，对于深层内容的研究和理解至关重要，它有助于我们把握“意义有序系统”的本质规律和运行机制。

②表层内容则表现出更强的动态性和变化性。它表现在人类知识、概念、经验和常识等范畴。它会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随着人类认识的迭代而迭代，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它是“意义有序系统”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它反映了系统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具体表现和形态。因此，表层内容的研究对于我们了解“意义有序系统”的具体运行过程和演变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表层内容的变化性印证了系统科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系统中子系统的结构随着系统的演化会有变化，所以系统的结构是不断改变的。”这一观点强调了系统的动态性和演化性，与表层内容的特性不谋而合。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我们的划分是合理且科学的。

综上所述，“意义有序系统”中的“深层内容”与“表层内容”各自具有独特的特性和作用。对于这两者的深入研究和理解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意义有序系统”的本质和规律。

7.4.我们认为，当前的汉语汉字研究理论已遇瓶颈，使得突破性理论的产生变得尤为困难。现有的理论与方法在采用系统科学理论来深化对已有研究方法的理解方面尚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因此无法充分触及到“意义素”这一核心要素的研究。而“意义素”与“信息素”、“概念素”实为一体三面的重要构成，对于全面理解语言文字的本质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意义素”，又被称为“最小意义单元”或“最小意义单位”，这两种称谓的主要差异在于是否强调其“组织基元性”，以及是否将元素视为系统网络中的节点。

“意义素”是“意义有序系统”的最小组分，也是在“意义有序系统”网络拓扑中的节点，还是意义本质内容的元素。这一元素是意义生成、构成和运动演化的基本单元与最小组分，仅当其具有“组织基元性（具有组织性的基元性）”，才可称之为“意义素”。

任何研究理论如果对“意义素”的存在性与必然性缺乏足够的洞察与认识，则会导致研究理论对意义的起源、生成、构成和相互运动规律等最基本的问题无法进行深入研究。

然而，目前我们尚未发现有理论对意义本质有如此认识与研究。这种认识与研究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汉语汉字研究的进展，使得我们无法从更本质的层面理解语言文字的运作机制。

7.5.经过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与验证，我们发现“意义有序系统”的结构形态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可以概括为“非线性、非平庸、非平衡、嵌套闭合、复杂有序”。

这种结构并非简单的平面化的网络状，而是一种层次立体、相互嵌套且错综复杂的形态。在嵌套关系中，不仅存在交叉、分支和闭环等情况，还表现出一种高度的自相似性和自组织性。

事实上，将“意义有序系统”的结构形态简单地理解为点状、链状、环状、树状和网状结构的组合，或者设想这一结构是“中心—边缘”结构，都无法准确反映其真实的复杂性和动态性。这种理解方式过于平面化，忽略了系统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深层联系和相互作用。

因此，我们认为，“意义有序系统”嵌套闭合、复杂有序的结构形态，应被视为复杂系统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这种结构形态的高度复杂性、动态性、自相似性和自组织性使得系统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保持稳定性和适应性。

此外，我们的研究还表明：“意义有序系统”的结构形态分为“深层结构形态”与“表层结构形态”。

两种结构形态都有非线性、非平庸、非平衡、嵌套闭合、复杂有序的特征。

①“深层结构形态”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恒定性，深层结构中的组分节点（即意义素）也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恒定性，但是深层结构中的意义运动是动态的，周期性的，其运动轨迹具有交叉、分支和闭合等特征。

②“表层结构形态”却是动态的，是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化的。这种演化过程不仅受到系统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还受到外部环境的作用和影响。

因此，对于“意义有序系统”的研究，不仅需要关注其静态结构形态，还需要深入探究其动态演化过程和机制。

综上所述，对于这一复杂系统的研究，需要采用更加深入和系统的方法，以揭示其内在的本质规律和运行机制。

7.6.在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语言文字学领域众多研究思路、理论和方法中，我们注意到有一些学者的研究观点与我们的观点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似性。

然而，经过深入对比和分析，我们发现这些学者在研究思路、理论，尤其是研究方法上，与我们有着显著的差异，甚至在有些方面截然不同。

以“引申义列（包括多义词的各个义项系联与同源派生词词义系联，参见《训诂学原理》王宁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1996年版54-59页）”的形成与分析方法为例，不同学者对此持有众多各异的观点。这些观点之间的差异十分显著，各自都有着充分的依据和丰富的实证支持。导致这些见解迥异的原因，

①是由于“引申义列”的生成原因是随时空的变化而变化的，随人类认识的迭代而迭代的，随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受时空、场景、语境和语用限制的，受主观性、经验性、民族性、社会性、规约性（约定性）、习惯性影响的，具有偶然性相关关系的，复杂且无序的，缺乏系统性的？

②还是由于当前引申义列研究理论与方法，尚未能揭示一套极其复杂但又普遍适用的系统结构关系和运动规律呢？

我们认为是后者。尽管“引申义列”现象看似错综复杂，但实际上都符合“意义有序系统”所需的外在表现形式。所有引申义列现象都具有或都在表现着一套统一的系统结构关系和运动规律，即“意义有序系统”的组分、结构和相互运动规律。简言之，引申义列现象的研究需要借助“意义有序系统”，才能得到完整、全面和系统的解释。

许多学者的研究观点与我们有差异，主要原因在于我们采用了系统科学的视角来审视这一问题。这种视角使我们能够洞察到“引申义列”现象背后的系统性结构和规律，从而产生了许多新的见解和认识。这些新见解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引申义列的本质和形成机制，也为中国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论支持。

7.7.我们的“意义有序系统”研究理论和方法，绝非对现有任何语言文字研究理论的简单改良、升级或进化，而是一次全新的理论创新和方法论突破。这一研究体系具有唯一性、自洽性、普适性与必然性，它推翻了传统的研究范式，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论框架。

尽管我们的研究角度与既往的语言文字研究角度存在较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研究体系对在中国语言文字学中正确反映汉语汉字所呈现的客观事实的古今研究成果进行准确反映。相反，通过这一全新的研究视角，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挖掘汉语汉字所体现的意义内容的内在规律和本质特征。

在我们的研究中，既往的语言文字研究成果并非被完全摒弃，而是被有机地融入到了我们的研究体系中。这些成果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和灵感，开启了新的研究起点，并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我们通过对这些成果的深入分析和提炼，发现了其中蕴含的意义本质和潜在价值，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我们的研究体系。

因此，我们的“意义有序系统”研究理论和方法，不仅是对现有语言文字研究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和创新，更是对中国语言文字学研究的深入拓展和全面提升。我们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推进，这一研究体系将为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推动其迈向更加广阔的研究领域和更高的研究水平。

7.8.我们的研究致力于深入运用“意义有序系统”原理，对研究对象展开全面、系统的论证与分析。在此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揭示研究对象固有的必然性系统组分之间的深层结构关系及其相互运动的规律。我们的目标不仅在于对汉语汉字演化现象进行表面的描述，更在于深入探究其背后的本质联系和运动规律。为了达到这一目标，

①我们超越了传统的主观性、感性或经验性总结的局限。我们认为，这样的总结虽然能够提供一定的洞见，但往往缺乏对深层机制和系统结构的深入理解。

②同样地，我们也避免了仅基于推理的、缺乏实证支持的或从现象层面出发的片面解释。我们深知，这样的解释可能具有启发性，但往往缺乏必要的严谨性和系统性。

相反，我们的论述与解释始终扎根于“意义有序系统”原理的坚实基础之上。我们通过深入挖掘系统组分之间的结构关系与相互运动规律，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解释框架。

这个框架不仅能够容纳和解释现有的汉语汉字演化现象，还能够为理解意义运动的走向与趋势提供系统性的理论指导。

在研究中，我们始终确保任何推论都建立在明确标注与充分说明的基础之上。我们重视论证的严谨性和可追溯性，力求每一个结论都经过严格的逻辑推导和实证检验。

因此，我们的论证不仅具有强大的系统解释力，而且能够深入揭示汉语汉字演化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和系统性结构。我们的研究不仅提供了对汉语汉字演化现象的全面、系统论证，而且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方法论指导。我们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拓展，“意义有序系统”原理将在更多领域展现出其强大的解释力和指导价值。

7.9.在深入探讨和详细阐述“意义有序系统”中各个意义之间的复杂结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运动规律时，我们刻意选择了一种有所限定的展现手法。这并非是因为我们的研究不够深入或理解不够透彻，而是在当前的研究背景下，综合考虑了多种因素后作出的审慎决定。具体而言，在我们的研究成果中，主要以“词义”这一概念作为形式，对“意义有序系统”进行了宏观的定性描述。我们并没有采用更为细微的“意义素”作为描述的基本单位。这样的选择，并非因为“意义素”无法更精确地揭示系统内部的微观结构和动态过程，而是出于对本理论主要目的的综合考量。

尽管如此，我们相信，本理论所呈现的内容已经足够系统、全面、清晰和完整地证实了“意义有序系统”的存在性与必然性。我们通过深入浅出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了这一系统的基本框架、主要特征和运动规律，使得读者能够对其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理解。

在本理论的撰写过程中，我们也特意为广大读者预留了广泛探讨与深入研究的空间。我们期待并鼓励读者在阅读本理论的基础上，能够进一步思考、探索和创新，共同推动对意义本质研究的深入发展。

8.科学严谨、全面细致、严格苛刻、持经达变是我们研究的原则

8.1.在深入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语言文字学领域时，我们致力于对正确反映汉语汉字客观事实的古今研究成果进行全面且系统的研究。我们的研究目标是挖掘、发现和映构信息、意义、概念、符号、系统以及语言和文字本身所固有的唯一性、自洽性、普适性、必然性和系统性的组分、结构关系和运动规律。

在此过程中，我们强调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尊重和继承，而非创造或发明在古今成果中未曾出现的新组分、结构关系和运动规律。“人们不可能创造规律，从根本上来说只能顺应规律。但是具有能动性的人，却可以积极主动地认识规律，并积极能动地利用规律（参见《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魏宏森、曾国屏著196页）”。因此，我们的映构过程始终基于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和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深入探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寻求创新，但这种创新不是随意的创造，而是在继承和发展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

我们研究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对待中国语言文字学中正确反映汉语汉字所呈现的客观事实的研究成果时，我们始终保持尊重历史事实的态度。我们深入研究这些成果，旨在继承和发扬其精髓，而非对其进行妄自臆造、杜撰或篡改。

8.2.我们遵循与秉持的研究原则为：科学严谨（系统科学哲学观）、全面细致（宏中微结合）、严格苛刻（穷尽式系联）、持经达变（继承、发展和创新）。

①科学严谨贯穿于我们的整个研究过程中：只有以系统科学哲学观为指导，才能确保研究的每一步都经得起推敲和检验。因此，在对待每一个研究问题时，我们都力求做到精益求精，不断探索和挖掘事物内在的本质规律。

②全面细致也是我们所追求的研究目标：任何一个研究领域的深入探索都离不开对细节的把握和对全局的洞察。因此，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宏中微结合的方法论原则，既从宏观层面把握整体趋势，又从微观层面深入剖析具体现象，力求做到面面俱到、深入浅出（参见《系统科学精要（第4版）》苗东升著74、242、253页）。更从中观层面把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辩证地统一起来。“对于一个非平衡系统，将系统划分为宏观上足够小、微观上足够大的单元，从而沟通宏观和微观、整体和基元（参见《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魏宏森、曾国屏著216页）”。

③严格苛刻更是我们对待研究的态度：只有经过穷尽式系联的严格筛选和深入剖析，才能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因此，在面对浩如烟海的研究资料时，我们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洞察力，以严谨的态度对待每一个数据、每一个细节，力求做到尽善尽美。

④持经达变是我们对待传统研究成果的态度：任何一项研究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因此，在继承前人优秀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也积极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以创新的思维推动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和深化。

9.附书

以下所列出的参考文献，均为本研究领域内的必读之作，它们的研究思路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所述观点相近或相同。本理论中所详细展开的系统研究理论以及所引入的创新概念，无一不与这些必读书目的内容紧密相连。鉴于此，读者在阅读本理论之前，若能对所列必读书目有深入的理解和研究，将更好地领会本理论的论述。

1.苗东升《系统科学理论精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16年版。（重要）

2.黄易青《上古汉语同源词意义系统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重要）

3.孟蓬生《上古汉语同源词语音关系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重要）

4.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版。（重要）

5.郑捷《NLP汉语自然语言处理原理与实践》，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通读）

6.殷寄明《汉语同源词大典》，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通读）

7.齐冲天、齐小乎《汉语音义字典》，中华书局，2010年版。（通读）

8.王宁主编《训诂学与词汇语义学论集》2011年版。（通读）

9.王宁《训诂学原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版。

10.黄易青、王宁、曹述敬《传统古音学研究通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11.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上述所列书目，并非仅为我们研究过程中的参考文献，而是对我们研究思路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关键著作。为确保读者能够更顺畅地理解我们所阐述的理论框架，我们强烈推荐读者对《系统科学理论精要》《上古汉语同源词意义系统研究》《上古汉语同源词语音关系研究》《NLP汉语自然语言处理原理与实践》以及《同源字典》等著作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以便更易于理解我们阐述的理论。例如，本理论在设置与创立新概念与定义时，是以读者已经熟悉并掌握了系统科学理论中基本概念与原理为前提的基础上展开的。因此，对这些著作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读者更好地把握我们理论阐述的脉络和逻辑，从而更全面地理解我们的研究成果。

此外，以下所列的书目虽未直接作为本研究的参考文献，但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与研究的广度密切相关。为确保研究的完整性和连贯性，我们同样建议读者对这些书目进行阅读。同时，为丰富研究资料和拓展研究视野，我们还提供了相关的网站资源供读者参考和访问。这些资源将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掌握我们的研究知识背景和材料。

1.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第二版）》，四川长江出版集团，2010年版。（穷尽式必读）

2.罗竹风《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6版。（穷尽式必读）

3.王力主编《王力古汉语字典》，中华书局，2000年版。

4.魏宏森、曾国屏《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科技出版社，2009年版。

5.陈小强《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穷尽式必读）

6.黄金贵《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7.黄金贵主编《古代汉语文化百科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版。

8.黄金贵主编《中国古代文化会要》，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9.王德春主编《普通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10.魏志成《英汉语比较导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11.李福印《语义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2.许国志主编《系统科学大辞典》，云南出版社，1994年版。